趙一凡論中美五大差異 緣起：費孝通與費正清

                                              費孝通

1943年夏，抗日戰(zhàn)爭如火如荼，美國政府邀請費孝通等十位中國教授，赴美訪學一年。在美國，費先生埋頭撰寫Earthbound China，即后來在中國出版的《云南三村》。閑暇時，他又搜讀介紹美國文化的書籍，并留下一組筆記，題名《美國人的性格》。1944年，美國新聞署出版了費氏《初訪美國》。

費孝通《云南三村》

以我所見，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此書堪稱一大轉折。早在費孝通之先，已有幾位大牌中國學者在美國介紹中國，例如林語堂1935年推出的英文版《吾國吾民》，陳翰笙用英文撰寫的中國研究三部曲，即《中國的土地問題》（1933）《中國的地主與農(nóng)民》（1936）《工業(yè)資本與中國農(nóng)民》（1946）。此外，還有胡適作為戰(zhàn)時大使，在美國發(fā)表的英文講演、專訪報道。

如此單車道的中美交流，卻讓費孝通開啟一輪反思。他在《初訪美國》中說：“我們所謂文化介紹，其實是用自己的文化，來和別人的文化相對照。所以要介紹美國文化給中國人，介紹人不但要明白美國文化，還要能明白中國文化。而要有這種貫通兩國文化的人才，實在不容易。”

陳翰笙著作

費老一聲嘆息，至今余音繞梁。2009年，我計劃寫《中國與美國》，以便比較中美文化。然而七十年來，有誰真正邁過了這道高聳的門檻？遍覽群書之余，我不得不承認：美國的費正清教授，是為中美兩國第一個成功者。

1947年費正清出版《美國與中國》，開創(chuàng)了中美文化比較。同時，中國的費孝通教授，也注意到中美比較的緊迫性，隨即在清華園中，發(fā)起一個專題研討班。解放后，費先生的研討，先是遭遇困難，繼而被擱置。直到2005年費老去世，我才見到一本《論文化自覺》。此書對我而言，恰是費老留下的一項跨世紀工程，即“用我們中國的文化，來和美國的文化相對照”。

察人觀己之道

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學者歷經(jīng)百余年觀察，陸續(xù)發(fā)現(xiàn)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諸多差異。簡單說，這二者不僅在國家起源上不同，在社會結構上迥異，即便在文明類型、文化傳統(tǒng)上，也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圍繞差異，美國漢學領袖費正清，孜孜以求五十年，開創(chuàng)一種雙向比較、學科交叉的治學范式。

自1936年起，該范式在哈佛興起，號稱區(qū)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其中佼佼者便有美國研究、中國研究、俄蘇研究。中國古語道：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哈佛教授豈能不懂察人觀己之道？所以他們熱衷于雙向互動，比而較之，同時延攬外國師生，打造一種東西方對話機制。

請看我的系主任唐納德（David Donald）教授。他在主持博士研討班時，講一段美國內戰(zhàn)后的南方重建，也讓我上臺簡單說說：中國南方諸省，可以分為幾大片？各自經(jīng)歷了哪幾個開拓階段? 中國南北方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因此有何不同? 它們從分裂到融合，又有哪些經(jīng)驗教訓？

我的導師艾倫（Daniel Aaron）教授，更是一個腦筋急轉彎的高手。他會指著美國史上的經(jīng)典案例，滔滔不絕，突然扭頭問我：你是中國學生，所以我很想聽聽，這方面中國圣賢有何高見？此時我趕著去查二十四史，豈不抓瞎? 便捷之法，是在床頭放幾本費正清大作。只要頭天晚上翻看幾頁，便可在課堂上應付裕如，那里頭條分縷析，多為生動的中美比較。

費孝通與區(qū)域研究

1943年在美國，費孝通發(fā)現(xiàn)一個尖銳問題，即如何“向外國人解釋中國”？參比美國漢學家費正清、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他感嘆說：“我們自己講中國，反而有時不及別人。”見識了美國大學的交叉比較法，他又反省中國教育體制：“為何中美接觸這么久，竟無一本介紹美國的書，在中國讀者間流傳？原因是我們還沒有這種人才。一個對中美文化都有了解的人，是必須加以特殊培養(yǎng)的。” 關于美國人高屋建瓴的區(qū)域研究，他也做了認真調查:

我在美國大學里，參加過幾個為軍隊特設的區(qū)域研究班，這里不妨介紹一下。美國政府明白這次戰(zhàn)爭（二戰(zhàn)）是全球性的，美國將在世界各地進行戰(zhàn)爭，而戰(zhàn)爭不能缺少當?shù)厝嗣竦暮献�。為了軍事上的需要，作�?zhàn)部隊須對各大戰(zhàn)區(qū)人民有較深的了解。而且他們也知道，軍事勝利之后，對于解放區(qū)的種種設施，都得根據(jù)當?shù)氐拿袂閬黼�畫，來推行。所以他們召集各類專門人才，設立區(qū)域訓練班。區(qū)域訓練班里，地理、歷史、文化各方面全都得顧到。于是各類專家之間，也要相互配合。這就是我心目中所想的文化介紹工作。

費老心中所想，令我感同身受，浮想聯(lián)翩。反觀中國學界，我以為最大弱項，一向是視野褊狹、交流窒礙、學科切割。2010年我做過一次粗略統(tǒng)計：國內在校的外語類本科生、研究生，總數(shù)近百萬。其中多數(shù)人歸入語言�？�，即苦練基本功，準備當翻譯、當導游。另有一小批進入碩士、博士班，可他們的選擇方向極有限：要么專修外國語言，要么主打外國文學。

總之，我國高校很少見到美國研究一類的跨學科設置。即便是在國防院校，也缺乏地緣政治、國際戰(zhàn)略等高級科目。結果呢？我們號稱擁有全球第一的英語人口，卻由于學科切割、方向偏窄，無法培養(yǎng)出與我國力相稱的研究人才。而依照美國標準：他們理當精通對象國的語言文化，熟悉其歷史地理、政經(jīng)傳統(tǒng)，進而有能力跟蹤分析其社會、外交、軍事變革趨勢。

恭請大家再聽一遍費老的大聲疾呼：“一直到現(xiàn)在，我們還沒有任何專門機關、專門人才，來擔負分析文化、促進文化間相互認識的責任。嚴格講來，介紹文化不是宣傳，而是分析。宣傳引起的是好惡，分析依據(jù)的是事實，引起的是理解，而這絕不是短期觀光者所能勝任的。”

費正清看中國

費孝通先生寫《初訪美國》，是他踏上中美比較的第一步�？伤�不滿意自己的“觀光手冊”，一再說它不是科學研究。那么，費老心中的“文化介紹”，又是一個啥模樣呢？1948年秋，四野大軍兵臨城下，北平西郊的清華師生，熱切盼望解放軍進城。此時費孝通滿腔熱情，忘我工作。他在美國教授雷德菲爾德的協(xié)助下，將其1947至1948年發(fā)表的報刊文章，全數(shù)譯成了英文。

當年12月，雷教授（Robert Redfield）一行撤離北平，返回芝加哥大學教書，隨身帶走了費氏書稿。此際費正清在哈佛，手捧毛主席《別了，司徒雷登》，正在暗自神傷，猛然間見到雷教授轉交的書稿，不由得轉憂為喜。他召集專家座談，高度評價書稿，進而提出了修改與編輯建議。

1953年，費孝通書稿由芝大出版社推出，題名China’s Gentry，即《中國紳士》。此前五年，費正清已在哈佛出版了《美國與中國》。在我看來，此書作為大國研究經(jīng)典、中美比較范本，無疑吸納了《中國紳士》的諸多高見。

費孝通《中國紳士》

費正清引領的區(qū)域研究，點燃了費孝通的文化介紹夢想，即借鑒美國先進方法，大幅提升中美交流水平。美國人的優(yōu)勢何在？竊以為，其一是集合專才、鎖定目標國；其二是打破學科壁壘，運用各學科手段，針對目標國加以綜合治理；其三是突出中美兩國的交叉對比，實現(xiàn)地緣戰(zhàn)略上的長遠預測。

解釋一下：費正清并未教過我，可他作為“校級導師”的影響，遍及哈佛校園。1991年老費去世，我已畢業(yè)兩年，正在哈佛做訪問學者。9月某日，校園突然駛來一長串豪華轎車，又從車上下來許多穿黑禮服的貴賓。我和同學在一旁傻看，不知出了什么事。繼而頭頂上有直升機盤旋，大教堂鐘聲幽然響起：我們才曉得是費先生走了，貴賓是從各地趕來參加葬禮的。

由于中美國情懸殊，上述兩位費教授，也迅速拉開了距離。先看美國：費正清在哈佛成就斐然。至1993年去世，他已積累下一批豐碩成果，如《中國的世界秩序》（1968）《美國與中國》（1972第四版）《中國：傳統(tǒng)與變遷》（1978）《偉大的中國革命》（1986）《眺望中國》（1989）。從中我隨手摘記幾段原話，重新排列如下，以展示他對中美差異的總體看法。

關于中國，西方人起碼應當知道三條：首先它是一個人口大國，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其次，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亦與西方人千差萬別。第三，他們正經(jīng)歷一場迅猛的發(fā)展與變革。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恰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鏡子：它展現(xiàn)另外一套價值和信仰體系、大相徑庭的審美傳統(tǒng)、非常特殊的文學表現(xiàn)形式。對于社會學家而言，中國在人類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乃至歷史學方面的文獻記載，若就某些時代或某些領域而言，遠比西方更豐富、更詳實。

1911年清王朝解體時，中國古老的傳統(tǒng)政治，已然緩慢而穩(wěn)定地演化了兩千多年。遺憾的是，我們對中國的研究很不深入，以至于像這樣一個世界最古老的統(tǒng)治機構，迄今未能用政治科學的術語加以分析研究。毫無疑問，對于歷史學家、政治學家而言，中國的史料記載太浩繁、太難懂了。

中國的政治制度，并非共產(chǎn)主義理論產(chǎn)物，它還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例如中國宗教不講終極關懷，中國法律沒有天賦人權，中國也沒有經(jīng)歷文藝復興，中國的商業(yè)從未擺脫官府的控制。然而別忘了：中國在兩千年前，即已成功設計出一種官僚制度：它通過科舉制，從民間選拔人才。而在世界史上，這種官僚制度首屈一指：它以少數(shù)儒生壟斷文化知識，掌管國家政治與巨大財富。

認識自己很難，認識像中國這樣擁有不同文化歷史的遙遠國度，自然就更難。舉例說，美國眼下流行一種人權新宗教，但人權不可能在中國變成主要信仰。簡單說，這是因為權利與義務，分別屬于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殘余物。它們導致兩種理想的對抗：一種是個人奮斗，一種是集體和諧。

對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外國的沖擊與影響，總是同中國固有的文化價值交錯進行。中國人依據(jù)他們承襲的制度和價值觀，以自己的方式來對待現(xiàn)代化。在此基礎上，中國革命造就一種新的中國文化綜合體，中外因素在其中彼此交織，達成共識。但是千萬別得出結論說：他們變得像我們了！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

費孝通與文化自覺

再看費孝通：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至1980年恢復名譽。長達二十三年的術業(yè)荒廢，未能中斷費老的夢想：他在小屋里沉吟，在田野中巡梭，幾番夢回江村，醒來初心不改。改革開放后，費老多次前往長三角、珠三角，考察中國農(nóng)村改革。行行重行行之際，他又一再夢筆生花，夢入神機。

2005年費老離世，留下一本《全球化與文化自覺》。我在蘇州翻閱此書，感覺費老在其晚年，已將其年輕時的救亡理想，提升至一種豁達大度的文化自覺。其間的發(fā)展線索，似可歸并如下：

救亡大業(yè)，始于下鄉(xiāng)  1930年費孝通考入燕京大學。他自述：我進大學，正值一個救亡時期。五四運動讓我相信科學救國。吳文藻提出社會學要中國化，就是要用社會科學的知識與方法，來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找到一條出路。這條路就是下鄉(xiāng)調查。為何要下鄉(xiāng)？因為中國人中，最多的是農(nóng)民。

中西參照vs全盤西化  費老又說，吳文藻送我去清華念人類學，那里有個俄國老師叫史祿國，他教會我文化自覺。何謂文化自覺？史老師說：我們很難認識中國的實際，最好到英國和美國，去取得一個參照體系（reference）。

受其影響，費孝通在《初訪美國》中，挑戰(zhàn)中國流行的研究范式: “我們并非沒有關于中西文化的討論，但我們缺少詳細的基礎研究。由于缺了這一步，結果就發(fā)生了全盤西化的說法。我們要不要全盤西化？試問，有誰敢說自己全盤了解西方文化？什么時候我們才能根據(jù)事實，去接受西方文化？”

費孝通《初訪美國》

另據(jù)張冠生《費孝通》，此時費先生自詡為大學新派，因而看不上“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當年的學界大腕，誰最推崇維多利亞？當然是胡適。解放后，費孝通歷經(jīng)政治運動，頻繁寫檢查，其中一份承認：“我喪失民族立場，先后應美、英文化聯(lián)絡處的邀請出國訪問，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己任。我在外國話中國，在中國講外國，內心想和胡適之爭一日之長。” 顯然，費老作為中國研究的鄉(xiāng)土派，與胡適為首的西化派，雙方理念不合，暗中一直較勁。

學科交叉，專題研討  1948年春，費正清推出《中國與美國》，費孝通隨即在清華園中，召集吳晗等一批歷史學者，集中考察中國社會結構。研討班持續(xù)半年，涉及一批重大命題，如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皇權與紳權、現(xiàn)代知識階級。

當年暑假。儲安平給費孝通寫信，敦促他梳理成果，盡快編一本文集，以便學界搞清楚“中國社會結構”這個千古難題。文集隨之出版，題名“皇權與紳權”。費孝通為文集作序稱：“我很愿意繼續(xù)對中國社會結構多做討論。希望這個不成熟、不完整的開端，能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趙按：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此書具有一種范式革新意義。首先，費孝通仿效美國區(qū)域研究的先進模式，集合專才，群起攻關，組建了一個橫跨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研討班。其次，費老在班上發(fā)表《論知識階級》，明確回應魯迅1927年在上海的講演——《關于知識階級》。

中西知識，嚴重脫節(jié)  魯迅對此早有明鑒。提及文化人，他更是口氣嚴厲，字字辛辣。他指“現(xiàn)在知識階級的弊病，正與古時一樣”。他還挖苦說：“有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卻不在我所論之內。”

費孝通基本認同魯迅的嚴苛批評，即中國知識分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與歐美知識分子反差明顯。另外，根據(jù)孟子“勞心者治人”傳統(tǒng)，他認為中國文人“一直享有特殊地位，可以算是統(tǒng)治階級”。針對魯迅的挖苦，費孝通還援引韋伯的價值分裂說，提出一項切中要害的新穎見解：

在傳統(tǒng)中國，技術性知識算不得知識，只有規(guī)范性（道德）知識才是知識。但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現(xiàn)代知識論中，道德知識更多是信念、而不是知識。進入現(xiàn)代，西方科學技術的強力，把傳統(tǒng)中國的價值性知識打得稀巴爛，一場關于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反思與更新開始了。

全球化與文化自覺 費老在其晚年，目睹中國現(xiàn)代化的迅猛進步，以及美國人越陷越深的信心危機，日益感到文化自覺的重要性。美國學者亨廷頓強調文明沖突，他卻一再肯定道：“中國人幾千年來的理想，就是要實現(xiàn)一個人類和平共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間，不應是互相沖突，而應是相互協(xié)調的。”而為實現(xiàn)這一理想，他又向中國學者提出了三點希望：

一，我們要有一種歷史擔當，即重視中西文化異同，認真做基礎研究，逐一分析中外差異，以便“講清楚自己文化的來龍去脈”。

二，我們要有自知之明，即“中國并非天下第一，但我們要明白中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看看能幫別人做什么事”。

三，我們應當提倡文化反思，即學習他人之長，檢視自家缺陷，并在不斷反思之際，加深對于外國文化、中國文化的理解。“任何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們要在彼此對話的基礎上，達到美美與共”。

費孝通《全球化與文化自覺》

費老的最終遺言是：“中國正在走一條現(xiàn)代化的路，這不是學外國，而是要自己找出來。我為找這條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做文化自覺這篇文章。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快過完了。我想通過我個人畫的句號，把這一代知識分子帶進文化自覺的大題目里去。”

我的突圍之路

2009年，我在�？诓輸M考察路書，曾圍繞費老的“文化自覺”說，寫下兩頁讀書筆記。2011年3月，我自�？诔霭l(fā)，開始第一輪西部考察，隨車帶上了《自覺》。由于旅途艱難，諸多不順，2011年4月我到云南麗江后，有過一次痛苦反思。說實話，我那時的精神壓力，主要來自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及其在《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中提及的中國知識困境。

列文森最早發(fā)現(xiàn):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學術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斷裂與矛盾。他揚言：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非專業(yè)化人格，不僅悖逆西方現(xiàn)代文明，而且終將走向一種博物館化（museumization），即變成恐龍化石般的歷史遺存。他又說: 西方文明持續(xù)百年的強悍沖擊，已在中國學術的各領域、高等教育的各學科，造成一種“徹底的語言置換”。何謂語言置換（shift of languages）？就是以科學技術知識，大規(guī)模地廢棄與替換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范、倫理價值。

《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

這是危言聳聽么？恐怕不盡然。近年來，中西價值日趨對立，左右思潮互相撕扯。這證實，老列所謂的知識困境，正升級為一種學術危機，只不過我們不自知，或反應遲鈍罷了。如何應對這場危機？我的打算是效法顧炎武、黃宗羲的經(jīng)世實學，一面堅持讀書行路，考察國情，一面采用中外兩種語言，比較雙方的眼光、思維與敘事，逐漸達至錢鍾書指示的目標，即中西融通、古今兼顧。

此一突圍設想，有無成功的希望？我心中無頭緒，只管埋頭走路。到拉薩后，我突然感覺文思如泉涌，天目開張了。此時重讀費老的遺言，各種感悟接踵而來。其一，費老列數(shù)讀書人的毛病，我不也難逃其咎么？

其二，我在哈佛學得了歐美知識，卻不熟悉中國的道德規(guī)范�；貒�后，我又養(yǎng)成一種浮躁學風，即言必稱歐美，偏又不接地氣。結果呢？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柳暗花明，一再令我眼花繚亂，不識中國真面目！

待我走完了青藏線，又從青海格爾木，輾轉來到新疆庫爾勒，回頭再讀費孝通，我發(fā)現(xiàn)他對于傳統(tǒng)儒學困境，其實早有一番反思。他在《論知識階級》中哀嘆：“以整個中國歷史說，也許從沒有一個時期，知識分子曾像現(xiàn)在一樣無能。” 他還引用費正清的話，指“現(xiàn)代技術進入民間，是中國現(xiàn)代化最急需做到的事情，但是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卻一直在阻撓這件事的發(fā)生”。

對比我在滇藏線上的見聞，費老口中的傳統(tǒng)社會結構，立即活靈活現(xiàn)，呈現(xiàn)在我眼前: 譬如徐霞客與麗江土司的微妙關系，亞丁神山下古老的轉山習俗，理塘草原上蓬頭垢面的牛場娃，趙爾豐率軍入藏的斑斑遺跡。一經(jīng)踏上青藏線，我又目睹傳統(tǒng)社會的頑固特性，如何與現(xiàn)代科技比肩而立，格格不入，例如青海油田的無名烈士墓，羅布泊荒野上被棄置的部隊營房，還有那些深陷南疆大漠、像胡楊林子那樣抵御沙暴的一個個兵團農(nóng)場、油田基地。

面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列文森、費孝通憂心忡忡，各自提出了警告。但費老的反思，無疑是腳踏實地，更切合中國國情，這是列文森等人無法企及的。重溫費老的《文化自覺》，我們還有哪些短板，亟需加以彌補？

先看我們的國學。長期以來，它不愿意做中西文化的參照比較。即便做，也是許倬云揶揄的那種“去異求同”，而非費孝通提倡的“比較見異”。近二十年，國學后繼乏人：年輕人發(fā)奮學外語，出國留學，為此丟掉了國學基礎。

再看包括我在內的留洋學人。費老指二十世紀中國巨變，已造成中西知識的嚴重脫節(jié)。大批留學生衣錦榮歸，繼承了傳統(tǒng)文人的顯貴地位。很不幸，“現(xiàn)代知識階級有了技術知識，卻沒有適合社會的規(guī)范知識。這種人物在社會里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人物去領導中國的變遷，怎能不成為盲人騎瞎馬？”

為了克服知識脫節(jié)，也為改造不健全的知識分子，費老反復強調：第一要下鄉(xiāng)調研，排查國情，第二要集合專才，研討攻關。反思至此，我在帕米爾高原的紅其拉甫，目睹邊防軍在高海拔執(zhí)勤，因缺氧而行動遲緩，猛然聯(lián)想到中國學者的無能與無助：這是一種惡劣環(huán)境、超常能力的雙重考驗。而我的無能狀態(tài)，既來自國學的半身不遂，也出自西學的積滯難化。如何破解這一僵局呢？

我以為千頭萬緒，只怕要從一件小事做起，即費孝通1948年在清華的另起爐灶。費老在清華組建的研討班，雖說達不到精密水準、完備程度，卻為國內學者豎立起一個客觀公允的榜樣，即不偏不廢，不急不亢，執(zhí)兩而用中。再看哈佛教授費正清：他的中國學問或許不夠專一，也談不上博大。其難能可貴之處，正在于放眼全球，征引百家，同時樂于修正己見、吸納各方新成果。

費正清

兩天后，我在阿克蘇迎賓館，開始醞釀一個創(chuàng)新方案：

一，利用我多年積攢的讀書筆記，草擬一份《中美五大差異》。此一論文提綱，將明確我的立論基礎，支撐我寫出新書《中國與美國》。

二，借用費孝通在清華開創(chuàng)的模式，設置一個跨學科研討班。個中麻煩是：我一人駕車西行，如何與別人研討？別擔心，我隨車帶了兩個硬盤，內含大量中外文筆記，其中有梁啟超、胡適、蔣廷黻、陳寅恪、錢穆等國學大師的語錄，也有拉鐵摩爾、白魯恂、史華慈、孔飛力等美國漢學家的真知灼見。

三，試以費正清的著述為主線，搜羅中美學者散見于各處的相關論點，并將其爭議命題，歸并為五項根本性差異，又稱五輪專題研討。中美兩國之間，都有哪些個基本差異？經(jīng)我多年爬梳整理，其中最值得研究、也是最難厘清的文明與文化差異，少說有下面五種：

一、農(nóng)耕文明（安土重遷，保守自閉）vs航海文明（流動、征服、擴張）。

     二、千古文明(天下共主，四方朝貢)vs民族國家（主權國家，條約體系）。

三、家國天下（重視家族血緣）vs契約社會（突出個人權益）。

四、大一統(tǒng)王朝的千年循環(huán)vs西方現(xiàn)代性的持續(xù)裂變。

五、科舉官僚制、儒家治國傳統(tǒng)vs歐美科學、民主與法治。

簡單說明兩點。第一為求內容精煉，我大膽借鑒了明清筆記的簡約樣式。換言之，經(jīng)我摘引的名家語錄，并非整段照抄，而是一種經(jīng)過濃縮與拼接的筆記。這種筆記體，早在顧炎武、黃宗羲、錢鍾書手中，充分彰顯了學術優(yōu)勢。第二，還有一批歐洲經(jīng)典思想家，也被我請來列席討論，譬如德國的馬克思、韋伯，法國涂爾干、托克維爾，英國的霍布斯、亞當·斯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