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級干部建400人微信群“互通政商關系”，該查！

2015年春節(jié)前，中直機關某部委局級干部董某創(chuàng)建了“在京老鄉(xiāng)精英會”微信群，以老鄉(xiāng)中的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和較成功的商人為主要對象，并不斷擴大群規(guī)模，人數最多時達到400多人。董以群主身份，號召“有事找群員”，組織線下聯誼或聚餐活動，更發(fā)動群內成員利用該平臺互通政、商信息，甚至出現權錢交易現象。近日出版的《中直黨建》雜志報道稱，董某因違紀行為情節(jié)嚴重被追究黨紀責任。

建一個微信群就被處分，有人看到這樣的消息，也許會懷疑組織紀律是不是管得太寬了。但是，仔細了解該案情況，不難認識到，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建微信群，而在于建了怎樣的微信群，又利用這樣的微信群干什么。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規(guī)定，黨員領導干部不得違反有關規(guī)定組織、參加自發(fā)成立的老鄉(xiāng)會、校友會、戰(zhàn)友會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印發(fā)的《關于領導干部不得參加自發(fā)成立的“老鄉(xiāng)會”“校友會”“戰(zhàn)友會”組織的通知》對此作了更細化的規(guī)定。 

微信群是近年來出現的新事物，是現實社會人際交往關系的延伸。所謂“在京老鄉(xiāng)精英會”，無外乎是把原本線下的“老鄉(xiāng)會”放到手機客戶端而已。何況，在這個微信群中，一些領導干部為群內商人介紹工程項目，一些商人為領導干部提供各式各樣的“便利”和“服務”，存在明顯的團團伙伙、利益集團特征。因此，創(chuàng)辦者接受黨紀處分，一點也不冤。

以微信群等虛擬手段作為搞團伙利益的平臺，無疑給紀檢監(jiān)察工作增加了挑戰(zhàn)。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無論利益集團怎么隱藏，都會出現實質性的灰色利益輸送。只要權力尋租、利益輸送發(fā)生，以“老鄉(xiāng)會”、“同學會”面目示人的利益集團都會露出馬腳。 

當然，領導干部開展正常的社會人際交往，是合情合理的。但要注意的是，不管領導干部跟社會上哪種人發(fā)生交往，哪怕是曾經關系親密的人，都應該保持應有的距離。純潔的情感聯系，不應該摻入利益雜質。一些走向腐化的領導干部在開展一些社會交往時，其初衷就是為了謀求不當利益，值得警惕。 

團團伙伙是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和江湖幫派文化的產物，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背道而馳。隨著政府法治化程度的提高，官員如何行使權力、政府如何協調政商關系，均有著成文且規(guī)范的法律界定。而對于商業(yè)力量而言，“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的說法早已成為過去時，不管膽小還是膽大，都應該在法律法規(guī)的框架內辦事。 

即便參加“老鄉(xiāng)會”等組織的領導干部沒有利用職權謀私利的主觀意愿，但是一旦他們在這些組織中發(fā)揮主導作用，就可能在無形間讓權力外逸，讓一些動機不純者借機狐假虎威。因此，黨紀黨規(guī)對他們參加類似活動作出了更嚴格的限制。實際上，經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正式聯誼會，例如由大學官方出面組織的校友會等，完全可以滿足正常的交流功能。

讓官員的社會交往清清白白地在陽光下晾曬，是開展權力監(jiān)督的必要方法。一個領導干部選擇了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事業(yè)，就理應抑制個人的私欲，以黨紀國法與公共利益為準則開展各類社會活動。公職人員真正可以信賴的“靠山”，不是“哪條線”、“某圈子”、“誰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紀守法的戒尺。

延伸閱讀

一部委局級干部建微信群被處分：群成員在群內互通政商信息

典型案例：

董某，中直機關某部委局級黨員領導干部。2015年春節(jié)前，董某召集在京工作的本省老鄉(xiāng)聚餐。期間，經董提議創(chuàng)建了“在京老鄉(xiāng)精英會”微信群，董自任群主。此后，董以老鄉(xiāng)中的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和較成功的商人為主要對象，不斷擴大該群規(guī)模，使群人數最多時達到400多人。為提升群活躍度，董積極組織線下聯誼活動，并被推舉為線下活動秘書長。董指定3位年輕群員擔任秘書長助理，規(guī)定全群性線下聯誼每年組織1-2次，小范圍聯誼或聚餐則因人因事隨時安排。從組群到2017年底，全群性線下聯誼已經組織4次，小范圍聯誼或聚餐則不計其數。董號召“有事找群員”，群內成員利用該平臺互通政、商信息，一些領導干部為群內商人介紹工程項目等，一些商人則為領導干部提供各式各樣的便利和服務，有的甚至存在權錢交易現象。

案例剖析：

本案的焦點是，董某的行為是否構成違紀及構成何種違紀。我們認為，董的行為違反了黨的組織紀律，應按照2016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68條追究其黨紀責任。

第68條規(guī)定“黨員領導干部違反有關規(guī)定組織、參加自發(fā)成立的老鄉(xiāng)會、校友會、戰(zhàn)友會等，情節(jié)嚴重的，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這里的“有關規(guī)定”，是指2002年4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印發(fā)的《關于領導干部不得參加自發(fā)成立的“老鄉(xiāng)會”“校友會”“戰(zhàn)友會”組織的通知》。該通知針對黨員領導干部中，因自發(fā)組建“老鄉(xiāng)會”“校友會”“戰(zhàn)友會”等聯誼性組織而滋生的各種問題，如關系網代替黨組織、潛規(guī)則代替組織原則、小團伙利益代替國家和人民利益等，為維護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生活嚴肅性，著重源頭防范，要求黨員領導干部不得參加自發(fā)成立（未經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老鄉(xiāng)、校友、戰(zhàn)友等類似聯誼性組織，更不得發(fā)起、組織這類聯誼會，不得在這類聯誼會中擔任職務，不得借機搞團團伙伙、小利益集團，不得有“結盟”“金蘭結義”等行為。

對照以上規(guī)定，我們分析本案：

第一，董某屬于該禁止性通知約束的特殊主體，且具備該錯行的全部構成要件。作為中直機關局級黨員領導干部，董本應具有較強的黨性意識和組織觀念，但其對黨的紀律要求置若罔聞，熱衷于搞老鄉(xiāng)關系，不僅組織、發(fā)起成立所謂的精英會微信群，還不遺余力擴大規(guī)模，促成和組織線下活動，親自擔任線上群主和線下秘書長職務，并推動線下活動制度化，把最初的微信群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自發(fā)成立的老鄉(xiāng)會”。

第二，該群的實質是為小團體謀取利益。董某從組建該群開始，就不是以增進同鄉(xiāng)情誼為出發(fā)點，其吸收成員的考量重點是所謂的“精英”，即手中握有公權力的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和具有經濟實力的商人。在董的眼中，“老鄉(xiāng)”只是可利用的“權”“利”資源，而“情”只不過是個幌子。從其組織的小范圍聯誼活動看，都是官員們被奉為座上賓，商人們輪流做東，然后互通款曲、政商勾結、利益交換。

第三，該群的很多線下活動已經越過紀律的紅線，碰觸到法律的底線。案例中已經寫明，一些領導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幫助商人老鄉(xiāng)承攬工程項目等，一些商人則為領導干部提供各種便利和服務，有的甚至已經發(fā)展為權錢交易。從政的角度看，這些行為侵害了公權力的廉潔性；從商的角度看，這些行為破壞了市場的公平公正性，擾亂了市場秩序。

綜上，我們認為，董某的違紀行為“情節(jié)嚴重”，應依紀追究其黨紀責任。除此之外，對群內其他黨員領導干部涉及的違紀違法行為，也要依紀依法追究其責任。

互聯網時代，微信群、QQ群等社交工具，因其廣泛性、及時性、便捷性，已經融入并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了解群眾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解疑釋惑。所以，會用、用好網絡社交工具，是每一位黨員領導干部的時代使命。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看到，微信群、QQ群等社交工具，作為一個中性的交互平臺，承載何種內容，帶來何種影響，完全取決于使用的人。案例中的董某，就是從組建老鄉(xiāng)群開始，一步步把這個群帶進了違紀甚至涉嫌違法的死胡同。這些年，全國查處的黨員干部因網絡行為違紀的案件也不在少數。這其中，有的是因為在微信朋友圈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有的是因為轉發(fā)淫穢圖片或視頻，有的是因為散布傳播謠言，有的是因為違規(guī)收受微信紅包，有的是因為用微信紅包進行拉票賄選，有的是因為泄露了國家和工作秘密，有的則是因為開網店做微商等等。所以，網絡也不是紀外之地、法外之地，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慎重對待。

廉政啟示：

黨員領導干部首先是社會的人，具有一般的感情需求。老鄉(xiāng)情、同學情、戰(zhàn)友情等等，都是正常感情需求的自然延伸，是合情合理的。黨員領導干部網上或線下與老鄉(xiāng)、同學、戰(zhàn)友等正常、適度聯誼，本身并無不妥。但“朋友圈”“微信群”等網絡聯誼形式，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是由許多復雜的社會關系組成。黨員領導干部在網絡空間的言與行，一定要時刻考慮到自身的身份和職務影響，要有意識厘清正常人際交往與違紀違法行為的界限。與老鄉(xiāng)同宗、同學同門交往，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不能放一邊，彼此清白是基本規(guī)矩，有交往不能有交易，不能讓小團伙、小圈子意識侵害黨性原則，更不能觸碰紀律紅線、踩踏法律底線。要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絕不能被披著“鄉(xiāng)情”“友情”“同學情”“戰(zhàn)友情”外衣的不當利益訴求所蒙蔽，而丟了原則、壞了風氣、損害了黨的事業(yè)和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