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特樓”，深藏功與名！

      

    曾幾何時，這里大師云集，先后入住這三座小樓的有錢學森、錢三強、何澤慧、汪德昭、郭永懷、童第周、貝時璋、羅常培、呂叔湘、顧準等60余人。

 

    他們絕大部分為中國最早的中科院院士，也有“兩彈一星”功勛獲得者、“863”高科技計劃的倡導者，幾乎每一位都是某一領域開山鼻祖。

 

    在這么小的范圍里，云集著這么多“最強大腦”，不但在世界上不多，在中國更是少有。

 

    半個世紀過去了，大師們的背影早已遠去，然而，正如李佩所言“中科院精神的根在這兒”。

      

     6月底，北京市首批歷史建筑名單公示，這三座小樓赫然在列。歷史沒有忘記特樓的泰斗們，他們當年孜孜不倦、埋頭書案的家至今未變。

 

                                    三強一測定中關

 

    作為中科院子弟，邊東子是特樓的老住戶，在他心中，中關村不是“中國硅谷”，也不是“宇宙中心”，而是“就等于科學院”。

      

    他小時候，小賣部的墻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中官邨”三個字。為了這個“邨”字怎么念，小朋友們七嘴八舌地討論過，有的念“屯”，有的念“村”。后來查字典才知道，“邨”是村的異體字。

      

    時間回到1949年，當中關村還是“中官邨”，這里只有菜地、蒿草、亂墳崗子。老人中流傳著一種說法，大量太監(jiān)葬在這里，當時稱太監(jiān)為“中官”，故有“中官邨”之名。

      

    這種說法，并非信史。據(jù)著名科學史專家樊洪業(yè)考證，中關村之名，很可能是一個小錯誤造成的。當時《中華地理志》有個袁干事，在印刷信封的時候，連錯兩個字，把中官邨印成了中關村。一個地理雜志社，竟然把自己的地址印錯，豈不是貽笑大方？可那時“三反五反”，最怕浪費，只好將錯就錯。從此“中關村”這個地名就飛到了五湖四海。

      

    中關村，是地名，科學城，則是雅號。新中國為什么把城建在了村里面？

      

    原來，中科院成立后，要把分布在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遷到北京，最緊迫的任務就是物色一塊地，作為“永久院址”。

      

    時任北京市規(guī)劃委員會負責人的梁思成提出，把科學院建在位于北中軸線上的黃寺地區(qū)。在梁先生心中，只有最重要、最有文化價值的建筑才可以建在中軸線上，該選址方案也得到了北京市長彭真的批準，可見新中國領導人對科學事業(yè)的重視。

      

    不過，在黃寺建科學院，拆遷施工量太大，對于急于發(fā)展壯大的中科院來說，實在是等不起，負責選址的領導們最后選定了還是一片荒地的中關村地區(qū)。

      

    竺可楨等人的考慮是，這里靠近北大、清華和正在建設的“八大院校”，可以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交通市政等基礎設施條件。另外，在這個人才濟濟的地方，很容易形成一個科學中心，方便吸引人才和學術交流。

      

    這個方案很快得到中央批準，1951年，北京市政府毫不吝嗇地將大泥灣（黃莊）以北、成府以南的300公頃地一并劃給了中國科學院，以“保留相當發(fā)展用地”。

      

    北京市批地后，最先建起來的是近代物理所。在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這個樓為什么有優(yōu)先權？這還得說到“趙忠堯事件”。

      

    1946年，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群島進行原子彈爆炸試驗，國民政府派趙忠堯作為科學家代表前去參觀。中央研究院籌集五萬美元，托趙忠堯在參觀完畢后，買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的器材。1950年9月，當趙忠堯乘坐“威爾遜總統(tǒng)號”輪船途經(jīng)日本時，被駐日美軍強行扣押，說他竊取美國原子彈的機密等。經(jīng)過一番抗爭，趙忠堯出獄歸國，經(jīng)他之手購置的加速器部件和科研器材30余箱也先后運回北京。

      

    這些設備要想派上用場，實驗室是必須的。為此，剛上任的近代物理所所長錢三強親自到一片荒野中測勘樓址，并建議在保福寺北側動工。

      

    1952年，在蜂蝶飛舞的菜地、蛙聲鼓噪的稻田和墳冢隱沒的荒野中，一座混凝土大樓破土而出，而且沒有對外掛牌，統(tǒng)稱“918信箱”，顯得尤其神秘。這，就是后來人稱共和國科學第一樓的“原子能樓”。

      

    以此樓為標志，當時的“科學城”，現(xiàn)在的“中國硅谷”開始崛起。截至1966年，中國科學院直屬機構118個，其中有22個集中在中關村。由于“原子能樓”領跑了中關村科學城的建設，因此有“三強一測定中關”之說。

 

        錢三強在思考，攝于14號樓的書房。

 

    搬到中關村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很快由5個人發(fā)展到150人，大批科研人員聚集于此，他們的居住問題也亟待解決。

      

    1954年，在今天的中關村東區(qū)建起了一批住宅樓，其中三棟三層小樓，總共48戶，因其內(nèi)部條件和外部環(huán)境最好，安排高級知識分子居住，而被稱為“特樓”。

      

    這三座小樓，灰磚、黑瓦、朱紅色木窗格，就是現(xiàn)在的科源社區(qū)13、14、15號樓。其中，14號樓最早建成，等級也最高，還鋪著木地板，但戶型卻是最差的，五居室活像筒子樓，進門就是一條通道，臥室、廚房、廁所等房間對稱地排列在通道兩旁，客人來訪的時候，常常不知道應該進哪個門。

 

     

         13、15號樓呈L型結構位列兩側。

 

     L形的13、15號樓如兩翼般東、西而立，仍為五房格局，但戶型稍有改進，有了客廳和臥室之分，每戶的總面積比14號樓略小，約100平方米。

      

    在那個年代，每到夜晚，特樓前都有荷槍的解放軍戰(zhàn)士站崗，離特樓不遠，還駐有一個裝備精良的警衛(wèi)班，可見它的分量有多重。

      

    從南京、上海遷往北京的一批科學家住進了較早建成的14和15號樓，此外，新中國成立頭兩年來從海外歸來的科學家，像趙忠堯、葉渚沛等人也成了這里的住戶。

      

    1955年到1956年，掀起了一股海外知識分子回國潮，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到科學院，并且大都住進了新落成的13號樓。于是，在中關村就有了這樣的一種說法，14、15號樓南方人多，13號樓里“留洋”的多。

 

   

         中關村科源社區(qū)13號樓。

    

    其實這種說法并不確切，14、15號樓的住戶絕大多數(shù)也是“留洋”的，不過是早期“海歸”而已。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選聘的172位學部委員（不包括社會科學方面學部委員61位），從海外歸國的科學家占到九成。

      

    當時在中關村，還有社會科學的四個研究所。因此，一批人文社會科學家也把家遷到了特樓，如呂叔湘、羅常培、陸志韋等。

      

    特樓里還住過一些黨政干部。他們大都是在黨內(nèi)文化水平高，能和科學家們打成一片的，如惲子強、衛(wèi)一清、白介夫等，邊東子的父親邊雪風就屬于此列。

      

    1955年，高中生柳懷祖隨父親柳大綱（我國鹽湖化學創(chuàng)始人）住進15號樓，在他印象中，那時的中關村荒草長得比小孩高，南邊有很多墳地，平房上還有白灰畫的圈，一打聽才知道，是防狼的“狼圈”。西山的狼竟然能跑到中關村，現(xiàn)在匪夷所思，當時卻不得不嚴肅對待，保衛(wèi)部門還為此專門配了卡賓槍。

 

       柳大綱

 

    “那時三座樓建成不久，洋氣得很。”雖然廚房衛(wèi)生間灰色的水泥墻上還裸露著縱橫交錯的管道，但在“一窮二白”的年月里，僅浴缸就足以證明它是高檔住宅了。

      

    更洋氣的，是特樓里的住戶。顧準的兒女回憶，他們一家剛從上海到北京時，感覺北京比較“土”，可在中關村的“海歸”科學家們面前，他們就成了“土包子”。每天傍晚，樓上某家響起叮叮咚咚的鋼琴聲。清晨，樓上地板嗡嗡響，大人說這是“吸塵器”的聲音。還有從國外帶回來的冰箱、電視機、進口自行車，這樣的生活水平，比國人超前20年。

 

       15號樓屋門上留下的裝飾。

 

                                   李佩屈就當村官

 

    1955年11月，錢學森一家落戶到14號樓201室。這套房當年在北京算是“豪宅”，雖然做飯還得燒煤，但已經(jīng)有干濕分離的衛(wèi)生間。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說“爸爸媽媽都很愉快，因為這里畢竟是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家”。

      

    生活環(huán)境陡然變化，錢永剛和妹妹還有點不適應。桌上擺著冒著熱氣的牛奶，他倆不敢喝，因為在美國，人們基本喝不加熱的牛奶。兄妹倆用英語討論這是不是真牛奶，被在一旁的朱兆祥叔叔聽到，引來大人們一陣大笑。

      

    走進錢家，最顯眼的是一架三角鋼琴。特樓中不少家庭有鋼琴，可是有三角鋼琴的卻寥寥無幾。這架鋼琴是錢學森送給歌唱家蔣英的結婚禮物，為了阻止錢學森回國，美國政府曾扣押過此琴，經(jīng)過一番波折，才要回來。路過14號樓，如果運氣好，就能聽到蔣英那優(yōu)美的琴聲和動人的歌聲。

      

    錢學森安家時，中關村到處是林立的腳手架和剛剛開挖的地基，而他也在為新中國的科學“打地基”——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規(guī)劃，決定了我國重點發(fā)展的學科和項目，錢學森作為綜合組組長，用他的遠見卓識，把當時還非常神秘的計算機、導彈、原子能等列入其中。“兩彈一星”甚至“神舟飛船”的發(fā)展，都是由此打下基礎。

      

   “向科學進軍”的藍圖鋪展開來，錢學森急不可待地致信康奈爾大學的郭永懷，邀請他到中科院力學所工作，信中還提到了兩家在特樓的住房：

 

    我們已經(jīng)為你在所里準備好了你的“辦公室”，是一間朝南的在二層樓的房間，淡綠色的窗簾，望出去是一排松樹。希望你能滿意。你的住房也已經(jīng)準備了，離辦公室只五分鐘的步行，離我們也很近，算是近鄰。

      

    有了錢學森的前車之鑒，郭永懷為了順利回國，燒掉了自己的論文手稿和筆記。同船的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則受到美國的嚴格審查，以至于船晚開了兩個小時。同船的兩家人，后來在特樓又成了鄰居。

      

    出任力學所副所長后，郭永懷一家入住13號樓。他的夫人李佩，本來被安排到中科院外事局工作，但為了就近照顧丈夫和5歲的女兒，就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辦公室當起了副主任。

      

    年輕時的李佩非常美麗，照片里的她挽著郭永懷，笑靨如花，作為西南聯(lián)大、康奈爾大學的高材生，屈就當個“村官”，實在是大材小用。不過正是她特有的熱心腸和高超的溝通才能，讓中關村的日子有滋有味起來。

      

    特樓剛建成時，周圍仍是荒郊，配套設施大都沒有。居民面臨著許多困難，沒有商業(yè)網(wǎng)點，沒有幼兒園、學校和醫(yī)院……

      

    當時中關村正在大興土木，這些事，有關部門一時也顧不過來。李佩沒有等，而是把在國外的經(jīng)驗用到了中國。

      

    在她的組織下，呂叔湘的夫人、趙忠堯的夫人、趙九章的夫人、鄧叔群的夫人、梁樹權的夫人組成了“家屬委員會”，許多有關生活上的事，衛(wèi)生、學習、安全、子女教育……都由她們擔當了起來。這個全部由院士夫人組成的家屬委員會，開社區(qū)自治的風氣之先。

      

    對媽媽們來說，孩子的教育是頭等大事，在各方努力下，中關村建起了幼兒園、還對名副其實的鄉(xiāng)村小學——“保福寺小學”加以改造，現(xiàn)在的名氣很大的中關村第一、二、三小學都脫胎于此。讓科學家給小學生上課這個傳統(tǒng)，也是李佩那時開創(chuàng)的。

     

    為解決缺醫(yī)少藥問題，李佩還請一位退休后住在女婿家的沈大夫建起了醫(yī)務室。這位女婿就是“兩彈一星”元勛陳芳允院士。直到1960年建立了中關村醫(yī)院，中關村地區(qū)的醫(yī)療條件才有了很大改善。

      

    科學家們對環(huán)境衛(wèi)生和公益活動都很重視，那時，每周都有這樣一個傍晚，平常“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科學家們，全家一道出現(xiàn)在樓前，不是開PARTY，而是出來打掃衛(wèi)生、美化環(huán)境。這些學富五車的大科學家或包著頭、或戴著口罩、或帶著袖套，打扮得“土頭土腦”的，來到樓前，或拿著掃帚、或揮著鐵鍬、或澆水、或撮土，忙得不亦樂乎。

      

    經(jīng)過兩三年的努力，特樓周圍的環(huán)境大為改觀，13號樓前栽著一片重瓣桃花，每年春天爭相吐艷，14號樓前是一個花壇，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中關村一街路口還建起了一座“福利樓”，里面有餐廳、理發(fā)室、乒乓球室等便民設施。賣原版書的外文書亭和用篆字做招牌的餐廳，都讓這里與眾不同。

      

    現(xiàn)在成了“網(wǎng)紅”的中關村茶點部，由李佩向中科院提議，北京市政府特批，專營西式糕點。為確�？谖墩�宗，還把天津起士林的井德旺請來擔任主廚。那個年代，物資緊缺，連用點黃油都得蓋幾道章，這里卻特別舍得下料。不但科學家愛這一口兒，上歲數(shù)的老北京也會想起這么句話：老莫的蛋糕，新僑的面包，中關村的西點。

      

    名字最有趣的要數(shù)“四不要”禮堂。之所以叫“四不要”，是“不要磚頭，不要鋼筋，不要木頭，不要水泥”，全部用預制塊構件蓋成，連暖氣都是陶瓷的，很符合大躍進期間“多、快、好、省”的口號。別看禮堂音響效果不佳，來演出的都是大腕，梅蘭芳去世前的絕唱就在這里。

      

    這些待遇看似優(yōu)厚，但相對于科學家們放棄的，實在不值一提。

 

    汪德昭在巴黎的居所，有大得可以開音樂會的客廳，飄著玫瑰香的花園；李佩在康奈爾大學旁邊的家，風景絕佳，是一幢維多利亞風格的獨幢別墅；張文裕和王承書有兩輛私家車，因為歸心似箭，不及變賣，干脆都送了人；

 

    楊承宗回國之前，剛接到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年薪55.5萬法郎的聘書。

      

                              特樓的黃金十年

 

    在特樓，即使是國寶級的泰斗，也過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

      

    在兒子錢思進眼里，父親錢三強是科學家，更是一位好爺爺。在樓后的小副食店門口，他每天按時排隊領取牛奶，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前；當女兒女婿不在家時，他常坐在床邊給孫輩們講故事，孩子睡熟之后，再繼續(xù)他的工作。

      

    錢三強的夫人、被稱為“中國居里夫人”的何澤慧，常把頭發(fā)隨意一挽，對自己的衣著也毫不在意，但家人的毛衣都是她親手織的。有網(wǎng)文說她晚年過得清苦，當過中科院辦公廳主任的柳懷祖和請何澤慧審過稿的邊東子，對此都不以為然。他們說，人家不是缺錢，而是不愛錢，不講究，把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

 

    

         邊東子與何澤慧在何先生家中

 

     可憐天下父母心，科學大咖們對孩子的培養(yǎng)也是不遺余力的。我國地磁學的奠基人陳宗器吃飯時會給兒女出“雞兔同籠”的數(shù)學題，晚上會架起天文望遠鏡教他們看星星，出差還不忘買《連環(huán)畫報》寄給愛畫畫的女兒。

      

    當然，他們也會遭遇普通人的困境。楊承宗在國外用自己的存款為國家買了儀器和圖書，回國后的日子卻過得緊巴巴，不得不賣掉高級照相機、手表，甚至得借錢給孩子們添置過冬的棉衣。顧準被停職后，則常常背著糞簍四處拾糞，只為種好門前那一分多點的地。

      

    柳懷祖記得，叔叔伯伯在樓梯上遇到，一般都“老張、老王、老李”地打著招呼。他們雖然不講行政等級，但同事間的稱呼還是大有學問的。

      

    被稱作“老師”的人，一定德高望重，比如趙忠堯，一來他以前是清華教授，二來很多科學家都是他學生。趙的學生錢三強和王淦昌則被稱為“公”，即錢公、王公。也有被稱作“先生”的，如何澤慧等。

      

    孩子們不知道這些“大家”的分量，頂多知道他們是哪個所的。邊東子經(jīng)常看到樓上的郭永懷戴著鴨舌帽，邁著大步、低著頭從他家的窗前走過，卻不知道這位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大功臣。別說他只是郭芹的好朋友，就連郭芹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在忙什么。

      

    錢永剛說，那時爸爸經(jīng)常出差很長時間，有時幾個月看不到人，回家時又常常穿著厚厚的大皮襖大皮靴，“活像我在畫冊上看過的愛斯基摩人”。

      

    雖然這些大師為人平易，但相處久了，邊東子也注意到了他們的非凡之處。

      

    錢三強書房里掛著“從牛到愛”幾個大字，外人常常不明所以。原來，這四個字是即將進入清華大學時，他的父親錢玄同送他的。錢玄同說：“學物理嘛，就要像牛頓和愛因斯坦學習，做出成就來；其二嘛，學習就要像牛那樣苦干，漸入佳境后，就會愛上這門學科。”

      

   《中國植物志》的主編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午飯都是包子——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隊總有人讓位，他故意去晚，學生又把飯端到辦公室。為了不給大家添麻煩，他夏天吃涼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氣上，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五點就起來蒸包子”。

      

    1955年，選聘第一批學部委員（院士）時，柳大綱先生曾經(jīng)兩次提出，把自己從候選名單中去掉，原因是“不夠資格”。何澤慧在回答“您被選為院士后有什么感想”的問題時，以她特有的率真和質樸說：“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

      

    三座特樓里，有好幾對夫妻科學家，有的還是上下級關系。陳世驤和謝蘊貞都在昆蟲所工作，陳世驤任所長，留法歸來的夫人謝蘊貞一直是六級副研究員，沒有得到提升。陳世驤向孩子們解釋，“我也覺得虧待了你媽，但是當了所長，自己的事就不能多想，這樣才能使人信服，才能辦好所。”童第周的夫人葉毓芬直至去世仍是副教授，也是因為有童第周這個“頂頭上司”。

 

    

         童第周夫婦

 

    這么多“最強大腦”聚在一處，最大的好處是隨時隨地可以“頭腦風暴”。那些參與國防的專家們“知道的不能說”，家人朋友“不知道的不能問”，因此很少私下談論具體工作。但他們總能在花壇邊、樓道里，找到相關學科的大咖，巧妙地聊出心里的困惑，聽者也能心領神會，提出啟發(fā)性的意見。

      

    錢學森的興趣廣泛、視野廣闊，另一個門洞搞生物的貝時璋，13號樓的化工專家郭慕孫，地理所的黃秉維，都能和他聊到一處，還曾經(jīng)碰撞出火花來。

      

    郭永懷和汪德昭住樓上樓下，夫人們也是舊識，一次聊天時說起鈾235的分離問題，搞聲學的汪德昭在既有方法之外，另辟蹊徑，提出用超聲波進行分離。力學和聲學兩個學科就在笑談中有了交集。

      

    聊得最暢快的，是我國第一個人造衛(wèi)星研究機構——“581”組。這個組的組長、副組長都是這三座樓的住戶。“581”組成立后，趙九章家經(jīng)常賓客云集，專家們在一塊小黑板前寫寫畫畫，闡述著自己的想法。討論過后，趙九章的房間經(jīng)常是孤燈一盞亮到天明。

      

    李佩在口述史中說，歸國后的十年，是一個黃金時期，對搞科研的來說，是真正能發(fā)揮他們才智的時候。

      

    更難得的是，“我們這些家庭，多是從國外回來的，有共同的生活經(jīng)歷，小孩也差不多大，成天生活在一個樓里，大家相處都比較融洽，建立了親密的友誼。”

      

    李佩所住的“模范門洞”，一共六家，幾乎每周都有聚會，一般是各家做幾個菜，這周帶到張家，下周帶到李家，大人聊天，小孩一起玩。

 

                           走的走，搬的搬 

 

    特樓里這種溫馨而忙碌的氣氛，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打破了。

      

    經(jīng)濟學家顧準被打成右派，一家人在特樓住不下去，1958年就搬到妻子汪壁在建筑工程部的住所。

      

   “中科院專家躲過了這一劫，不能不感謝院長張勁夫。”柳懷祖說，反右運動剛興起時，張勁夫就“斗膽”找到毛澤東，直言不諱地為國寶們討“免死牌”。后來，文件下發(fā)到全國，新中國成立后回國的科學家不參加運動，得益于張勁夫的力保，中科院鮮有科學家被劃為右派的。

      

    在14號樓時，錢學森主持研制的“東風一號”導彈沖天而起。為了方便他的工作，也為了加強安保，聶榮臻親自安排了航天部大院中的一棟小樓，讓錢學森搬家。

      

    自從1960年10月搬出特樓，錢學森就再沒挪過窩。2009年，前去吊唁的媒體記者驚訝地發(fā)現(xiàn)，“副國級”的科學家竟然住在不到100平方米的住房里，小小的門廳，最多只能站4個人。不是國家不給錢學森分房，而是他執(zhí)意“不脫離群眾”。

      

    聶榮臻的遠見，間接保護了錢學森。“文革”中，童第周等被趕出了特樓，仍住在特樓的，住房也大多被占用。本來五居室的格局，住進了另外三家或四家，一個廚房擺著五個灶，一到早上就搶廁所，自然極不方便。李佩為了讓郭永懷的副手林鴻蓀有一個安定的環(huán)境，就主動請林鴻蓀和他的夫人楊友住到了自己家。

     

    一位曾和科學家合住的小朋友，多年后愧疚地說，14號樓是木質地板，毛孩子們在里面跑起來“咚、咚”作響，很影響老人們休息，但是這些爺爺對孩子們卻總是和藹可親。

      

    無論待遇如何，只要還能工作，特樓里的科學家就能找到樂趣。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那是邊東子記憶里金色的一天。

      

    全國激動萬分的時刻，核武功臣楊承宗卻在家里睡大覺。原來二機部的領導怕這些專家長期超負荷工作，承受不了突來的歡樂，就在前一天晚上拉著他們看電影。電影放了一部又一部，直到半夜，才把核武功臣們送回家，算是緩沖了一下。

      

    亂世不亂心，還能保持幽默感，尤其難得。聲學研究所所長汪德昭一度被安排掃廁所，在這種境況下，他仍有心開玩笑，還寫了“請垂直入射”的紙條貼在馬桶前。得知他們研制的某國防水聲設施發(fā)生故障后，他和前去維修的人約定暗號，如果修好了，就發(fā)電“母病已愈”，否則就是“母病危”。

      

    1968年12月5日，特樓里的氣氛雪上加霜。郭永懷從青海基地乘機回京，飛機在北京機場不幸失事。當領導把消息告訴李佩時，她沒掉一滴眼淚，也未發(fā)一言，就站在陽臺，久久望向遠方。此后，人們再沒聽她提起過“老郭的死”，只是有時見她站在陽臺，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十年浩劫之后，特樓也鉛華落盡，本就十分樸素的灰磚墻，斑駁破損，原來鮮艷的紅色窗框，油漆剝落。門前那一片桃花源似的美麗景致，因為蓋研究生樓和宿舍樓，不復存在。始終保留的，只剩花壇里一棵孤獨的雪松，據(jù)說是郭沫若和錢三強一起栽的。

      

    相對于建筑，歷盡劫波的人，修復能力似乎更強。李佩白手起家創(chuàng)辦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語教學部；地理學家黃秉維發(fā)出豪言壯語：“把64歲當成46歲過，大干一場。”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的高檔住宅，想讓老院士們搬出已成“大雜院”的特樓，卻引起很多人“不滿”。屠善澄就對邊東子說，好不容易可以做學問了，誰愿意耽誤時間搬家裝修啊。當時特樓里還流傳一句話，叫做“喬遷之憂”。

     

    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向國家提出要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fā)展中國高技術。這四位“863計劃”的建議者中，王淦昌、楊嘉墀都曾住在特樓。

     

    楊嘉墀的遠見在特樓是出了名的，在我國還沒有電視信號的年代，他就不嫌累贅地從美國背回了一臺20吋電視機，后來成了孩子們“蹭電視”的最佳去處。提出“863計劃”時，他家仍住三樓，楊嘉墀年紀大了，腰腿都不好，可從沒抱怨過什么。

      

    90年代開始，特樓里走的走，搬的搬，50年代的老住戶越來越少，居住條件也越來越落后于時代。1994年冬，楊家雷回國探親，發(fā)現(xiàn)樓里的暖氣不熱。卻見老爹楊承宗掀起穿在外面的大棉襖，指著腰間的寬布帶說：“這是我的發(fā)明，可以保持身體暖和。”這一年楊承宗已83歲。

      

    1999年國慶節(jié)前夕，“兩彈一星”功勛獎頒獎，在特樓里住過的6位科學家獲獎，但為研制核武做出過重大貢獻的楊承宗，卻不是獲獎者。有人為楊老感到不公，可他只是帶著爽朗的笑聲答道：“事情做出來就好。”

      

    進入21世紀，特樓里的住戶已經(jīng)換了幾批，但有幾個“釘子戶”，就是不肯走。邊東子笑稱何澤慧、李佩為“明釘”，貝時璋為“暗釘”。

      

    中科院曾經(jīng)幾番動員，錢三強與何澤慧都執(zhí)意不搬，他們甚至想出一個不成立的拒遷理由，說新樓離圖書館遠，不方便。實際上，新樓離圖書館還近些。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緬懷聶榮臻元帥。為了準備發(fā)言稿，錢三強前一天晚上在書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復修改到深夜，第二天他又堅持聽完所有人的講話之后才回家休息。當天晚上，心臟病發(fā)作，一個月后，錢三強去世。

      

    自錢三強去世后，家里的東西幾乎沒有變過。不論是臥室還是書房，何澤慧都盡可能地保持著錢三強生前的樣子。無論誰勸她搬家，都會被“頂”回去：“在這里住慣了，哪兒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寶山。”

 

     錢三強、何澤慧的書房。

                        

    直到今天，錢家的書房仍保持原樣，寫字臺上，臺歷的日期還定格在30年前，書桌邊，是何澤慧最喜歡的舊藤椅。只是，墻上掛著的照片，多了一張。

      

    堅決不搬的還有中科院的“壽星院士”貝時璋，他不僅不換房，連保姆也是幾十年都沒換過的“李媽”。走進他家，就像到了“舊物陳列館”，還能找到1954年遷到北京時公家配發(fā)的家具。他對人說：“我對這房子感情很深，住了幾十年，知道什么地方能扶，東西在什么地方。”

      

    2009年10月29日，107歲的貝先生在睡夢里安詳辭世。去世前一天，他還在家里和六位研究人員談創(chuàng)新。

     

    隨著100歲的楊承宗、107歲的貝時璋、97歲的何澤慧相繼離去，連二代子弟也過了花甲之年或出國或搬家，住在特樓里的老一輩只剩下李佩一位。

 

                               這里是科學院的根

 

    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的陳春先參觀硅谷，并決定在中國做類似的事，于是創(chuàng)辦了中關村第一家民營科研機構。不到20年，中國硅谷真的出現(xiàn)了，就在中關村。

      

    商業(yè)大潮涌起，中關村寸土寸金，特樓也愈發(fā)“相形見絀”，拆除的傳聞不絕于耳。

      

    可李佩怎么舍得離開這里呢？她的花在這，陽臺在這，鋼琴在這，和郭永懷相戀的康奈爾大學的畫也在這。她曾說：“現(xiàn)在，除了到力學所，我就呆在家里，哪兒都不去了。”

      

    離休后，李佩為了“幫助周圍的朋友們，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又重新投身于社區(qū)建設。在中關村，僅她義務組織、主持的系列知識講座就有600余場。提起拆遷，她就說，你們看看窗外樓前那些樹吧，我搬過來之前就已經(jīng)種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五十年樹齡的大樹了。

      

    84歲那年，李佩曾經(jīng)從中關村坐公交車到中國科學院，當著中科院院長路甬祥的面，默默寫下了特樓里居住的科學家的名字，她說：

 

    “第一，要談科學院，人家不會認為三里河的辦公樓代表科學院，它代表不了科學院，能代表科學院的是我們這幾幢樓，和最初住在這里的老科學家們。第二，我給你算一算住在這幾幢樓里的老科學家，大概有80多位，這80多位里，有9位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有32人是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有8位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特樓6位，周邊樓2位），怎么能隨便就將這些樓拆掉呢？在國外，最有文化歷史意義的老房子會保留起來，也許有新住戶，但他們會在房子前鑲一個銘牌：誰的故居。我們也可以采取這種辦法嘛！”

      

    一棵樹搖動了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了另一朵云，特樓的第二代也行動起來。住在李佩家樓下的邊東子，看到《北京名人故居》一書中竟然沒有一位科學家，就寫下了“發(fā)憤之作”《風干的記憶——中關村特樓的故事》；旅居海外的蔡恒勝在華人網(wǎng)站上連載自己的特樓記憶，他還聯(lián)系其他特樓子女共同撰稿，出版了《中關村回憶》一書，柳懷祖欣然成為此書的編纂者之一。

      

    除了親情與愛意，讓“小住戶”們拿起筆的，是父輩身上的科學精神。“那時他們的熱情特別高，他們粗茶淡飯，一襲布衣，卻肩負起新中國科學崛起的重任，全力以赴地工作。”作為見證者，陳丹雅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東西傳下去。

      

    以收集回憶為契機，2008年特樓內(nèi)的數(shù)十位“小住戶”又聚到了一起。李佩跟他們說“中科院精神的根在這兒”。

      

    這些回憶，刻畫出了新中國第一代科學家的群像，這些回憶，也讓人們重新審視特樓的價值。在2012年的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科協(xié)關于“將特樓列為科學名人群體故居加以保護”的團體提案，受到廣泛關注。

      

    于是，關于特樓的兩種前途被公開討論。一是拆掉，在原地建起新的大廈，拉動經(jīng)濟。一種是把這三座樓作為“名人故居”保留下來，用物質載體，傳承“兩彈一星”精神。幾輪辯論下來，特樓出名了，它所承載的精神也得到了更多關注。

      

    2016年，北京市城市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的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李楠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湍流卷不走的先生》一文，被李佩的故事打動，對頗有些年歲的特樓和那些掌故也上了心。

      

    李楠實地探訪科源社區(qū)，讓她唏噓不已的是，由于多年疏于管理，當年建筑質量特別好的特樓，早已沒有昔日的榮光，外墻坑坑洼洼，內(nèi)墻斑駁污穢，樓前的花園和小路也是一片殘敗。雖然李佩還住在樓里，但有些五居室已經(jīng)被大拆大改，徹底淪為“群租房”，安全隱患不少。

 

    

     樓道窗戶上積攢了厚厚的塵土。   

 

   2017年1月，李佩先生走了，享年99歲，但她的影響力，似乎仍在冥冥之中保護著特樓。

      

    旅美作家王丹紅寫出一系列紀念文章，讓更多人知道了李佩未了的心愿；在2017年的中國城市規(guī)劃年會上，李楠發(fā)表論文，推薦將科源社區(qū)的23棟建筑整體列入歷史建筑；而邊東子和柳懷祖仍在多方尋訪資料，完善著人們對特樓的回憶。

      

    2019年6月底，特樓等429處建筑被公示為北京首批歷史建筑。消息轉到微信群，特樓的二代住戶們一片歡騰，“特樓保住了”。

      

   “怎么恢復特樓活力還得多方協(xié)商。”李楠說，歷史建筑和文物保護建筑不一樣，講究的是“讓歷史在當代生活環(huán)境中存活下來”，因此可以一邊保護一邊利用，這為特樓的未來拓寬了思路。李楠就曾設想把這里做成科學史博物館群——集名人故居、展示宣教、公共活動、青年公寓為一體。

      

    北京是全國首批歷史建筑保護利用試點城市之一，特樓又是首批中的首批，如何對待像特樓這樣的歷史建筑還沒有先例。

      

    “老科學家們的作風、品格、精神應當被傳承下去，但精神要有載體，要由物質來反映和表現(xiàn)。那么多年發(fā)生了那么多事，若能放到一起，足夠裝一個博物館的。”邊東子又翻出李佩當年親筆寫下的保留特樓的呼吁信：

 

   “中關村這幾幢樓是眾多為科教興邦建立功勛的科學家們的故居，歷史不應忘記他們，不應忘記他們當年孜孜不倦、埋頭書案的生活環(huán)境，使后代年青人在高樓大廈群中看到師祖輩當年的艱苦樸素創(chuàng)業(yè)心境，未始沒有現(xiàn)實的教育意義。”在這封信上聯(lián)署的，有特樓的住戶，也有其他的名人、學者，包括中科院的一批院士。

 

      老住戶搬走了，新住戶搬進來，科源社區(qū)仍然充滿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