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邵玉珍和她的影像世界

“你別拍我，我憋鏡頭。”

“我這鏡頭萬年牢，憋不了。”

“那你照后腦勺吧！”

“后腦勺也不錯……”

邵玉珍左手端著DV機架在胸前，把村口的村民閑談一一收錄。

村里人的話題是多樣的，從田里的活計到端午的安排，圍繞“超市的葦葉是六塊還是六塊五”，一群人可以聊得很起勁。但這些話題也是狹窄的，來來回回離不開“沙子營村”。

邵玉珍今年71歲，自2005年開始拿攝像機拍攝《我拍我的村子》系列紀錄片，收錄她生活的村子里的種種。獨立紀錄片作者吳文光評價，“DV（攝像機）真的已經(jīng)像她身上的一個器官。她的作品，讓我們看到了最真實的農(nóng)民。”

步入老年之際，邵玉珍原想為孩子獻出自己的余力，千方百計想給他們幫忙、帶孩子，像這片土地上大多數(shù)女人一樣。但她發(fā)現(xiàn)自己越幫越忙，在子女身上已經(jīng)沒有發(fā)揮作用的余地。

“那我該做什么呢?該怎么過好我這屈指可數(shù)的歲月呢?”她選擇拿起攝像機。

邵玉珍拍攝村里的老人

傍晚，邵玉珍與村民在路上閑聊

“這黑咕隆咚的怎么讓人家看呢？”

“恭喜你呀，你入選了。”接到《大眾DV》雜志社電話那天，邵玉珍正在地里忙著收白薯。那是2005年10月，秋收時節(jié)，55歲的邵玉珍陷入糾結(jié)。

她是北京市順義區(qū)沙子營人，大半輩子辛苦種田，拉扯孩子，像莊稼一樣扎根在土里，毫不起眼。變化發(fā)生在接到電話兩周前，侄女吳硯華來家串門，她在《大眾DV》雜志社工作，邀請邵玉珍參加“村民影像計劃”。

2005年，中國民政部與歐盟合作開展了“中國－歐盟村務管理培訓項目”，獨立紀錄片作者吳文光擔任總策劃的“村民自治影像計劃”是其中的項目之一。這個項目面向全國征選10位村民，經(jīng)過拍攝技術(shù)培訓后，讓他們拿著DV回自己村拍片。

當時，邵玉珍還分不清什么是照相機、什么是DV機。她的日常生活圍繞家和田地兩點一線，難得走出沙子營的半徑，甚至很少去順義城區(qū)，唯一一次離開北京是全家人去北戴河游玩。

“您怕啥？您都這么大歲數(shù)了，再不出去，想想您還有機會嗎？”吳硯華的“出去”二字，打動了邵玉珍，她報名了。

得知入選，邵玉珍的心再次不平靜。“再活幾年該鉆煙筒了，還瞎折騰啥？”她又想，“這事要是早幾年發(fā)生該多好啊，那時還年輕一些�，F(xiàn)在眼都花了，看字都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要是去了，還得去配副眼鏡。”

最初加入“村民影像計劃”時，邵玉珍不習慣。第一次活動，大家圍繞“村民自治”展開討論。

邵玉珍生于1950年，1966年中學畢業(yè)回鄉(xiāng)務農(nóng)，后嫁人生子。

參加“村民影像計劃”培訓的第一天晚上放映《大柵欄》，是關(guān)于拆遷的片子�？赐旰�，大家一起討論，不少人發(fā)出感慨，同情作者的遭遇。邵玉珍卻說：這人怎么這么刁��？拆遷還不是好事？

在場的很多人都笑了，邵玉珍覺得尷尬。她判斷的標準來自個人具體的生活感受：有個親戚住順義的龍山，2002年機場擴建，周邊3個村子拆遷，每家的補償款都在百萬左右。她不能理解片中主人公的對抗情緒。帶著這樣的困惑，她開始了自己的“DV生涯”。

“村民影像計劃”的第二次活動，10個村民都到了，其中兩人不需要剪輯師，剩下的8人唯獨邵玉珍沒有配備剪輯師。手上拿著活動安排表，邵玉珍正發(fā)呆，吳文光從她手里抽走了這張表。她沒有完成作業(yè)——既沒有拍攝的主題，也沒有合格的內(nèi)容。

這次參加活動，邵玉珍是硬著頭皮來的。前一天吳文光給她電話，“你還是來吧，來了我們再想辦法，順便給食堂帶點白菜來。”邵玉珍覺得自己的作用甚至不如白菜。

邵玉珍遲遲拍不出片的局面是被孩子們打開的。她拿著攝像機在村子里亂拍，一群小孩爭著在鏡頭前表現(xiàn)，這被收入成片。村民張連珍碰見她，不知道DV是什么玩意兒，跟她一問一答也被錄入鏡頭。

還有村里兩口子吵架的素材，后來負責剪輯的馬老師認為很好。邵玉珍疑問：“這黑咕隆咚的怎么讓人家看呢？”

馬老師回答：“我有辦法，這很生動。你以為外國人想看你中國的飛機、汽車嗎？”

拍攝了一個月，《我拍我的村子》在青年導演的協(xié)助下剪輯完成。觀片的時候，大家看邵玉珍的片子經(jīng)常爆笑。“丟丑了，讓人家笑話了，”邵玉珍不好意思。

吳文光卻給出了很高評價：“邵大姐的片子是拍得最棒的，DV真的已經(jīng)像她身上的一個器官。這一點最高的導演都做不到。她的作品，讓我們看到了最真實的農(nóng)民。”

到2006年4月，邵玉珍已經(jīng)拍完了25盤磁帶，在短片作品《我拍我的村子》之后，目前，她共完成7部長片（2006-2010年的五部《我的村子》，以及《我的村子2017》和《我的村子2020》）。

她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些片子誕生的故事。好幾次，收到吳文光的活動通知，邵玉珍發(fā)愁于農(nóng)活兒，并發(fā)出嗔怪似的抱怨，“這次（活動）特別急，明天報到。今天要找人種花生，大概得兩天。瓜秧也亂了。還要整蒙家墳的白薯地。”

拍攝村民自治的過程并不順利。邵玉珍覺得村干部在暗中使絆，因為有些村頭閑聊的鏡頭中說了“村里不好的話”。

2012年，邵玉珍受邀給村里拍文藝節(jié)目，本來村里是支持的。每一個參加演出的人可以得到200塊錢，但邵玉珍沒有。

有人為邵玉珍鳴不平。邵玉珍說，算了。“他們用這個眼里扎棒子（讓人不痛快）給我一個下馬威，想要用我讓我拍，可是呢還反對我拍，”邵玉珍覺得自己不被尊重。后來她自己出錢把視頻在電腦上刻錄成光盤，給所有的演員一人一份。

兩個玉珍

邵玉珍的微信頭像是張全家福，三代九人，其樂融融。照片拍攝于2017年國慶節(jié)，邵玉珍片子的放映現(xiàn)場。生活中的邵玉珍和拍紀錄片的邵玉珍是兩個人。

到了做奶奶的年紀，對于拍紀錄片這件事，一大家子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邵玉珍有一兒一女，都已經(jīng)結(jié)婚。兒子得知“村民影像計劃”后，從網(wǎng)上下載文件，送母親參加培訓。邵玉珍的第一臺電腦就是兒子的舊電腦，后來幾次更換電腦，也都是兒子買的。

兒媳婦的態(tài)度則是微妙的。“兒媳婦嫉妒我，我越好，她越嫉妒，”邵玉珍曾經(jīng)寫下，“感謝兒媳婦對我的不信任，她不愿讓我?guī)Ш⒆樱�我才有功夫出國旅游�?rdquo;

在這里，婆媳相處是一場漫長的戰(zhàn)役。邵玉珍把結(jié)婚當作“認命”的轉(zhuǎn)折點，那年她25歲，念書和務工的路都走不通，無法吃上商品糧，只能在鄰村找個人，嫁了�；楹髴言�，當孩子還在肚子里的時候，邵玉珍心里就認定是個男孩，在心里起好了名字，叫張浩鵬。“鵬”是“飛翔”的意思，邵玉珍希望孩子能飛出去，自由，代替自己完成夢想。“他將來就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她想著。

邵玉珍把一切寄托在兒子身上。直到兒子結(jié)婚后，有了小家庭，她覺得兒子變了。邵玉珍和媳婦的關(guān)系不好，尤其是拍紀錄片以來。婆媳相處中，兒媳從不叫“媽”，都是“他奶”、“你奶奶”的叫法。談到兒媳時，邵玉珍用了“征服”的字眼，“她硬要征服我們家，要當這個家。”

為了看孫子，邵玉珍住到兒子家。有次早上，邵玉珍把被罩拆下來想洗。兒媳說，“您弄這干什么？”邵玉珍說，“洗洗，臟了。”

“不洗，明天再洗。”

“我都拆下來了。”

“不行，這家我做主，不愛待著就走。”

聽完這話，邵玉珍下樓就走。到家后，兒子追過來，沒說別的，“媽，我餓了，您給我做飯。”邵玉珍給他炒了碗飯，炒飯的時候眼淚吧嗒吧嗒掉，但不敢當著兒子面。

從那以后，她再也沒去過兒子家。不過，漫長的對抗迎來終點。當邵玉珍后來把更多精力放在拍片上之后，慢慢地，兩人關(guān)系沒那么緊張，才有了那張全家福。

對邵玉珍來說那是一次驚喜，她沒想到全家人能聚齊。眼下，新的生育政策來了，如果兒子兒媳有了二胎、三胎，需要人看孩子，邵玉珍說，“需要我，我就去。”她把這當作一種責任與義務，侍候孩子和侍候莊稼一樣，是本分。

但她還是想要有空間和自由。在兒子家看孩子，邵玉珍經(jīng)常覺得不自在，不想待在那里。有一次，她感冒，怕傳染給孩子，就告訴兒媳婦，“獲批”回家。

坐上了回家的公交，她惦記著草場地5月藝術(shù)節(jié)，家沒回，直接到了草場地去剪片子。在草場地，年輕人叫她“邵老師”，她覺得自己是受尊重的，是自由的。她說那是“回到”草場地。

邵玉珍與丈夫在家中客廳

“DV已經(jīng)像她身上的一個器官”

《我的村子2006》是邵玉珍的第二部作品，這是一部長達80分鐘的紀錄片。邵玉珍打開播放器，帶本刊記者從頭到尾重溫這部片子，結(jié)婚典禮、文藝演出、村頭閑聊……無數(shù)取材于沙子營的點滴片段組成這部作品，這是她一貫的風格。

看影片的房間是兒子的，桌上桌下都摞著光碟，一邊是電腦，另一邊是錄像播放器，儼然是個獨立工作間。這間屋子曾經(jīng)住過來訪的記者、采風的學生，對于想了解拍攝DV故事的人們，邵玉珍從不吝惜她的熱情與坦誠，愿意向來訪者展示她的生活。

她把寫實感融入拍攝。日子久了，村里人都習慣了沙子營里拍片的女人——邵玉珍，“村民都是直視我的鏡頭的。實際上他們不是對著鏡頭說話，是對我說話。”

邵玉珍拍過一個短片《金霞的一天》。金霞是從河北嫁到沙子營的，上有八十多歲的多病公婆，下有兒女需要照顧，日子過得緊張。

但金霞每次見到邵玉珍手里的相機都要留個影，平時也很積極參加村里文藝隊演出。邵玉珍起初納悶，金霞怎么有那么強的表現(xiàn)欲。

在《金霞的一天》中，金霞在家包粽子，干活之前仔細化妝，把自己打扮一番；找來鄰居的一個姐妹，在家里放音樂，她們隨著音樂翩翩起舞。

“她身上也照出了我的影子，”邵玉珍回憶，自己每當和年輕人坐在一起交流討論時，啥都不懂，啥都不會，和金霞一樣尷尬，但自己也堅持下來了，“人的心里都有一種‘不甘’，人活著是有他的追求的。”

談起沙子營的女人們，邵玉珍的話說不完。她見過不少能干、要強的女人，多是被子女拖累，“思維和意識上，一輩子是子女的奴隸”。邵玉珍形容她們是“身上的枷鎖沒有卸掉”，這是常態(tài)。她選擇拿起DV，記錄這正在發(fā)生的一切。

家里修暖氣的師傅是鄰村張家務村的，看了邵玉珍的片子，向她講述自己的遭遇。小伙子一家四口，他、媳婦和一兒一女，日子本來過得紅火，因為一次車禍徹底改變。有一年冬天的早上，他媳婦出車禍，大腿骨折。為治病，他家花盡了所有的積蓄，還欠了一屁股債。媳婦癱瘓在床，他要照顧媳婦，兩個孩子還得上學......

“咳！人活著真難呢！”邵玉珍感嘆，她同情他，卻幫不了他，“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記錄。我征求了他的意見，把他說的話錄了下來。”

在拿起DV前，邵玉珍不愿意參加同學聚會，覺得這些年過得不如同學好，沒有信心。但有了DV，她渴望見到同學們，“我感覺到我的使命來了，我要記錄下這難得的見面機會。”

邵玉珍是1966年中學畢業(yè)。她記得初三班主任宋鶴玲老師，是4個孩子的母親，待學生如子女一樣，非常疼愛。

聚會再見，邵玉珍用DV記錄下一切。宋老師鼓勵她繼續(xù)拍下去。邵玉珍想讓老師多了解自己做的事，回家找了這幾年的光盤，拿去送給宋老師看。宋老師那時家里沒有DVD播放機，為了看光盤，她女兒特意給她買了一個DVD機。

她想把時間放在DV記錄上。她用DV記錄了侄子小亮的孩子滿月，現(xiàn)在這孩子已經(jīng)上初中了；張書英二嬸健康地坐在孩子滿月酒席前，現(xiàn)在她已經(jīng)因肺癌去世七八年——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癥，沒有去醫(yī)院，硬熬著，半年以后死去；還有一個大嬸最后的影像，拍完不久大嬸因為一些事想不開尋了短見。

“我留下了她們一個鏡頭，我覺得自己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邵玉珍希望把生活里的人和事、原生態(tài)的東西呈現(xiàn)在片子里。

精神生活是豐富的

拍攝紀錄片多年，邵玉珍去過很多高校，也曾遠赴比利時等地交流，但她依然保持著原先的習慣。她從不化妝，短發(fā)，時常下地干活導致皮膚黝黑，和身邊其他農(nóng)民相比，“只不過比他們多了個DV。”

邵玉珍曾在郵件中寫道：

“我們生活在這渾沌的世界，焦慮、不安和無奈時時困擾著我，我腦子經(jīng)常處于亂麻一團的狀態(tài)，我縷（捋）順這團亂麻的愿望非常強烈，總也拽不出個頭，沒辦法，只好作罷，不想了。我不想把自己隱藏起來，只是我的文字表達能力實在有限，我怕我說出來的話會讓人家笑掉大牙，與其因用詞不當造成尷尬，不如簡簡單單地說兩句算了。這是我的真實想法……”

后來，她在日記中補充道，那是獨力發(fā)出的第一封郵件，“寫這幾個字我花了6塊錢的上網(wǎng)費。”

拍攝短片，邵玉珍是為了把農(nóng)民的生活給大家看看。她以農(nóng)民的身份拍攝周遭，沒有對鏡頭的躲閃，更多是有問有答的共情，“只有我們的生活是我們的優(yōu)勢，我就認為我們應當站在這個位置上，不能離開這個位置。你把你自己跳過去，你就出不來好東西，因為你比不了人家。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是誰也占有不了的。”

提到邵玉珍，吳文光的評價是“最本分，最不想出格的”。在他看來，“村民影像計劃”不是想把這些村民培養(yǎng)成會拍記錄片的人，或者電視臺的記者。“人草木一生，就那么幾十年，用影像記錄下來，這就是最實在的。通過這些把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情感表現(xiàn)出來，但它不會要轟動社會，或影響什么。”

“但作為一個歷史，一個見證……它的影響就大了。我們不是試圖去改變周圍什么，但恰恰大家在記錄中自己改變了。不管拍什么，都要把自己放進去，這片子就有意義。”吳文光介紹。

片子也會面臨來自“專業(yè)”派的意見。同為參與這一計劃的村民王偉曾經(jīng)說：“‘專業(yè)’這詞跟我不搭調(diào)，我第一是喂雞，閑著沒事就打牌，再沒事無聊了我才拍這個東西，有打牌的我就不拍這東西。”

邵玉珍稱之為“賭氣”。“專業(yè)派”不喜歡就直說，而她自己根本也沒指望靠這個養(yǎng)活自己，“玩兒一把就挺好了，說實在的，那些專業(yè)人員說的話我們聽了似懂非懂。”

邵玉珍把拍攝的錄影帶編號歸檔

拿起DV之后，邵玉珍感覺自己的生活比身邊的人豐富了。打牌、遛彎、東家長西家短，這是村里人普遍的晚年生活，邵玉珍不愿意，覺得這是一種重復，和年輕時割麥子、掰玉米的重復是一樣的。

中學畢業(yè)后，她響應號召，返鄉(xiāng)務農(nóng)，從書桌到土地，她至今記得當時的沖擊。一望無際的玉米，比人高，淹沒著邵玉珍，小蟲子往身上爬，玉米須往頭上掉，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沒有盼頭，日復一日。”

返鄉(xiāng)務農(nóng)后，她趕不上一直在土地里摸爬滾打的同齡人做活兒快，也沒力氣，曾經(jīng)想過逃離，卻沒地方去，從地里逃到家里，面對的是幼年的弟弟和老人，等著工分換糧食。

時間長了就麻木了，心里邊兒的火一點一點熄掉了。兒子取名“浩鵬”，女兒取名“鵬騰”，邵玉珍把“飛起來”的渴望放在孩子身上。

如今，邵玉珍也感覺飛起來了，DV帶她去了很多地方。也有很多媒體報道她，曾有個標題是“55歲農(nóng)家女想拍紀錄片”，看著這個標題，邵玉珍心里泛起一種被人嘲笑的感覺，但也堅定了拍下去的決心。

和媒體打了不少交道后，她總結(jié)出一個經(jīng)驗：“凡是乘公交車來找的，都給了我個滿意的印象，這樣的記者對我是尊重的，是愿意認真聽我說的，我和他們是平等的。而那些開著上檔次的小臥車、扛著大機器、被人前呼后擁而來的記者，我看他們就煩，他們根本不想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只會憑他們的那套程序，指手畫腳地指揮我做他們的演員，更讓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們對我的居高臨下，一旦他們的任務完成了，就再也不會理我了。”

采訪接近尾聲，邵玉珍騎上了車子。她腿腳不好，傍晚習慣騎車鍛煉身體。盛夏時分，沙子營的西瓜熟了，靜靜趴在田里，時不時有風吹過，邵玉珍覺得此刻挺舒服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感謝吳文光先生對本文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