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高分的他們，為何選擇去職高？

 在杭州，一些中等職校的升學率接近百分之百。對經(jīng)濟條件好的杭州家庭來說，文憑和升學才是“剛需”。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另辟蹊徑的家庭，讓孩子棄“重高”而選“職高”，以此避開狂熱的、競爭激烈的高考獨木橋，去走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

　　低頭走路的孩子

　　魯曉陽在中策當了22年老師，在這里看到的是大量“低頭走路的孩子”。

　　杭州市中策職業(yè)學校（簡稱“中策”）創(chuàng)辦于1979年，目前有兩個校區(qū)，校園面積加起來有220畝，與此同時，還在籌劃新的分校。今年之前，中策有八大專業(yè)，每年招1100人左右，有500多名學生是“直升”，意思是不需要通過中考，只需要通過面試就可以就讀，目的是讓成績差的學生仍有學可上。像計算機、商務英語這樣的專業(yè)相對熱門，報名與錄取率在3∶1左右，而像烹飪、環(huán)境監(jiān)測和電氣運行與控制（以下簡稱“電氣”）這樣的專業(yè)，幾乎就是“報就能上”。

　　魯曉陽是浙江省特級教師，教電氣專業(yè)，講話風趣，能想象他在課堂上，也是樂于引導、充滿活力的老師。說到“低頭走路”，魯曉陽又挺起胸膛，昂起頭，做了個有點夸張的自信姿態(tài)：“你看，這就是職高學生與普高學生最大的區(qū)別，普高的學生們都是昂頭走路的。”

　　人們總說“失敗是成功之母”，魯曉陽說他在職高教書，總結(jié)出來的非常重要的一條是，“成功是成功之父”。孩子們本來就沒信心，所以他通常會讓剛?cè)雽W的學生做最基礎(chǔ)的操作，簡單到保證每一個同學都能做出來。“必須讓他成功，然后讓他踩在成功的肩膀上繼續(xù)成功。”所以電氣班的學生入學第一課是做LED燈，先是讓燈“長亮”，再讓燈“閃爍”，其次是配上音樂，背后的理論難度是循序漸進的。這法子聽上去簡單，但在魯曉陽看來，通過技術(shù)來培養(yǎng)信心，“先會后懂”，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策職業(yè)學校的電氣運行與控制專業(yè)有一個專業(yè)方向是“無人機”。圖為學生由教練帶領(lǐng)在校園里試飛（于楚眾 攝）

　　魯曉陽原來班上有個學生叫樊文天，剛進校時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典型的職高生，低著頭，不跟人交流，讓他看書，他說“頭大”。從課堂上獲得一點成就感后，就開始問“為什么”。他在沙發(fā)里置入傳感器，受重量觸發(fā)后，會自動啟動內(nèi)置空氣凈化器，做成“會呼吸的沙發(fā)”；把電壓升到10萬伏，在空氣中拉電弧，將音頻信號載入電弧，做成“會唱歌的閃電”。樊文天后來憑借“會唱歌的閃電”，在“全國職業(yè)學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效創(chuàng)業(yè)大賽”里拿了個特等獎，于是整個人的狀態(tài)都不一樣了。他后來考上浙江省機電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作為“優(yōu)秀畢業(yè)生”畢業(yè)，被浙大中控破格錄用。

　　職校生中考分數(shù)不高，最常見的現(xiàn)象是偏科嚴重。因為成績差，很多孩子在小學、初中被打壓了9年，自信心早就被打壓殆盡，其中很多人更是“過早地放棄了”。魯曉陽班上原來有個胖乎乎的男孩子，不到1.6米，進校的時候成績?nèi)�班倒�?shù)，“自我放棄”寫在臉上。“這種小朋友罵是沒用的，本來就沒信心，再罵他，更沒信心，更對著干。那咋辦？帶他去玩。”魯曉陽挺得意的玩法是無線電測向運動（又稱無線電獵狐運動），在曠野、山丘等地方，通過無線電測向機，定位事先隱藏的多個電臺，誰最快找到最多誰就獲勝。

　　男孩子當然愛在山野里跑，“找到一個電臺，開心一下，又找到一個，又開心一下”。那個胖乎乎的男生后來還參加了這個項目的亞錦賽，回來后跟魯老師講：“我就是滾得慢了一點。”比賽中有段路程是個陡坡，他膽子不夠大，往下滾的時候縮手縮腳，最后就輸在這段滾坡上，以1秒之差敗給一位日本選手，拿到亞軍。“老師，以后你多跟我說‘滾’，我就滾得快了。”職校里男老師與男學生之間的日常交往是會用到“滾”這個字眼的，這實際是師生關(guān)系親近輕松的一個注腳。

杭州市中策職業(yè)學校機械班的學生在上實踐課（于楚眾 攝）

　　魯曉陽的很多學生通過這些方式，逐漸擺脫了過去成績差而導致的消極狀態(tài)。越是看到這樣的孩子獲得成就，魯曉陽就越是感到遺憾。同一個理論，他去普高講，兩節(jié)課講會，在中策，他得講6節(jié)課。好的生源，理所當然去了普高。他就會想，要是職高里也有這樣學習能力強的好生源，他還可以培養(yǎng)出更厲害的學生。缺乏理論基礎(chǔ)，實際上使這些手上有技術(shù)的孩子無法走得更遠。

　　某種程度上來講，職校在做的是“兜底”教育，接受那些所謂的差生，高分的孩子因為感興趣而自愿到職校來的非常少，即便有，也會被家長阻攔。中策2018年招第一屆電氣“中本班”時，錄取了一個555分（滿分600分）的孩子。這個分數(shù)能上杭州排名第二的學軍中學。副校長潘利荷說她總共接到孩子家長打來的十多個電話。這位媽媽向她解釋，他們家是溫州人，兩口子平時忙于生意，孩子放在杭州一所民辦初中，每天上學都會路過中策，因此對學校有印象。可這畢竟是555分的好苗子，家長向潘利荷求饒，不要錄取。后來這孩子沒出現(xiàn)在中策校園。

　　“中本班”這條路

　　這些年，浙江省的中職學校生源有了變化。2018年開始，全省推出“中本班”，即“中職本科7年一貫制”，也稱“3+4”，3年職高＋4年本科。不同于“無處可去的學生”，讀中本班的孩子，一半以上能讀重點中學，職高是學生和家長深思熟慮后的一種選擇。

　　杭州市人民職校（以下簡稱“人民職校”）的學前教育專業(yè)很有名氣。人民職校建校于1957年，1980年開啟職業(yè)教育，兩年后，開設幼師職業(yè)班。2000年，它與浙江師范大學杭州幼兒師范學院合辦學前教育專業(yè)的“3+2”班，很受歡迎。2015年前后，人民職校就開始準備材料，想要將這個班進一步做成“3+4”，因為就業(yè)市場早就發(fā)出信號，杭州市各區(qū)縣的公立幼兒園招聘門檻逐漸升級到了“本科及以上”�，F(xiàn)在放眼杭州，可能只有區(qū)縣零星的幾所公立幼兒園愿意招大專生。

　　2018年，“3+4”在中考前一個月落地。這第一屆總共錄取了38人，其中有個孩子叫金洋洋，金華市永康的考生，中考成績573分，能上永康一中這所當?shù)刈詈玫闹攸c高中。但她在拿到人民職校的錄取通知書后，到永康一中辦了退學，她的同學們很受震動。

　　黃卓穎、金洋洋、何林穎（左起）三人都是杭州市人民職校學前教育業(yè)“3+4”班的第一屆學生（于楚眾 攝）

　　對走職高這條路，洋洋媽媽心里挺堅定。她對應試教育很反感。初三，學校希望大家去補習，說是自愿的。她跟女兒說，如果班上有一半的同學去，那我們就去，結(jié)果報名了40多人，那洋洋也只好去。一學期是20個周末的課，一開始沒說收錢，有一天洋洋回來說，這個補習班可能要交4000多塊錢。“我老公掙錢很辛苦，我好心疼那份錢。”第二學期，洋洋就沒再去了，成了班上唯一沒參加周末補習班的學生。

　　家里條件不好，洋洋媽媽于是“千萬百計地想給女兒找到一條不同的路”，快樂一點的路。她琢磨，人是會自卑的，學會做題，只會考試，就像社會上吐槽的“小鎮(zhèn)做題家”，會在大學里敗下陣來。她很怕孩子也是這樣的。“比如文化課平平無奇，但會滑板車，會唱歌，會彈琴，都是自信的加分項。”她希望洋洋能有一技之長，成為一個自信心比較足的孩子。

　　此外，洋洋媽媽有個認知，比如學木工、學雕工，都是初中畢業(yè)后十五六歲開始學，她認為那是學手藝的黃金時間。洋洋有藝術(shù)細胞，喜歡唱歌、跳舞和畫畫，但她們家條件不好，從小也沒給她上過什么興趣班，她就想給洋洋抓住學習藝術(shù)的最后時機。“現(xiàn)在看到有這種路，我就很希望讓她走一走。”

　　中策職業(yè)學校的電氣運行與控制專業(yè)有一個專業(yè)方向是“無人機”。圖為學生由教練帶領(lǐng)在校園里試飛（于楚眾 攝）

　　洋洋從比較小的時候就對老師這個職業(yè)有好感，很早就相中人民職校的學前教育專業(yè)，但它當時只有“3+2”，且只在杭州本市招生。她們曾退而求其次，轉(zhuǎn)向金華本地一所最好的職校，母女倆去這所職校和與它配套的大專學校考察過，有點偏遠，校舍也舊，但有鋼琴房、舞蹈室，新的校舍也在修建中。洋洋跟她媽媽說，為了讀學前教育，受苦受累也要去。

　　洋洋媽媽評估了兩種選擇的優(yōu)劣。假如去讀重點高中，錯過學手藝的黃金時間不說，那種高考的嚴酷壓力，可能會把孩子壓垮。周圍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她有個親戚的孩子，三歲就認上千個字，家里條件好，給孩子弄了個書房，整個房間滿滿當當都是書，期待很高。孩子初中讀書是很好，考進重點高中，讀到高二就開始抑郁了，后來就退學了。

　　她們當時還抱有一種“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想法，進重點中學，那洋洋應該是排在比較后面的，在班上平平無奇，假設讀得很郁悶，到時候考大學或許只是個二本，人生會有遺憾的，可能會后悔當時沒選“3+2”。

　　出于這些考慮，洋洋與媽媽就一心一意地決定去讀職高，盡管周圍的老師、親戚都反對。反對的聲音還挺大，比如班主任跟洋洋說，“那種地方”是學校500名之后的學生去的，絕對不能去那種學校。初三換了一個班主任，也聽說她們家特殊，孩子讀書這么好，要求這么低。開家長會的時候還特地找家長聊天，講到最后說：“這個女兒是不是你親生的？如果這樣選擇的話，她未來要被糟蹋掉的。”家里的親戚也說她們，別人都往高處走，你們怎么往下看，說到這些時都是搖頭的。

　　今年洋洋已經(jīng)讀完三年職校，過完這個暑假，就要去浙師大開始中本班的后半段。這個班的家長們最大的感觸是，這條路沒選錯。洋洋的同學何林穎三年前選人民職校，是因為與它合作的本科院校是浙江師范大學。作為小學歷史老師，何林穎的媽媽本能地覺得這是條捷徑。何林穎的文科強，理科弱，總成績雖然還可以，但一進入高中，偏科的孩子會壓力非常大。“3+4”意味著直升浙師大，幾乎算是另辟蹊徑，避開了那條殘酷的獨木橋。

　　這個班第一屆是在全省招生，其中臺州招4人，每個區(qū)只收1人。何林穎的中考成績距臺州最好的高中差15分，這個成績能上排名第二的重點高中，上一所職校綽綽有余，但她們?nèi)該�心，唯一的名額很可能被人搶走。所以何林穎初中班上的很多同學直到快高中畢業(yè)，都不太清楚原來她上了所中職學校。

　　對于這個中本班，很多人的感覺是“劃算”，連校長金衛(wèi)東也這樣說。他算了一筆賬，浙江每年30萬高考考生，浙師大錄取分數(shù)線在3萬名左右，相當于全省前10%。而杭州市每年參加中考的學生數(shù)量約有2.7萬，杭州學生的成績相比其他市要好一點，不說10%，按20%來算，那就是中考前5000名的學生能考上浙師大。前5000名，意味著杭州前三的高中（杭州第二中學、學軍中學、杭州高級中學）之外的學生，未必能考得上。

　　“中本班”的啟示

　　三年前，中本班對浙江省的家長來說，還是個新事物，做出這個選擇，除了現(xiàn)實考量外，也有家長對社會上流行的主流路徑的反思。洋洋班上另一個同學黃卓穎，一開始就認定這個專業(yè)。她是寧波慈溪的考生，慈溪人多經(jīng)商，一般人家經(jīng)濟條件過得去的，就會給孩子報私立學校。黃卓穎讀的是一所“小學+初中”的9年制學校，學費從小學一年級的1萬多元，漲到九年級的2萬元，現(xiàn)在她弟弟在同一所學校讀七年級，學費馬上升到3萬元。黃卓穎從小上過挺多興趣班，林林總總，有六七樣，她喜歡古箏和拉丁舞，這兩樣學得挺不錯。很多家長給孩子上興趣班是跟風與焦慮，一旦與中考和高考面對面，興趣班都得讓位，技藝最后荒廢了事，只留下幾本證書。但黃卓穎和她媽媽都希望把這些技藝保留下來，學前專業(yè)恰好有藝術(shù)課。

　　她們關(guān)注學習過程，但很多家長只看最終拿到手的那張文憑。有現(xiàn)成的對比。她家一個親戚的孩子，與黃卓穎同年，小學、初中同校。讀普高后，時有逃課，因為談戀愛受處分，最后考了500多分，能上一所二本學校。二本學校不好嗎？在這位親戚眼里當然不好，她還想多花點錢送孩子到更好的學校去。卓穎媽媽看到周圍親戚朋友給孩子砸錢、一對一補課，有時會想，你們真的了解孩子嗎，還是以為只要花錢就是好？

　　三年下來，卓穎媽媽非常慶幸當年的選擇。她沒想到，一所職校的校風這么好，老師如此敬業(yè)。有天晚上9點半，副校長于偉偉還給卓穎打來電話，講了兩個小時如何修改畢業(yè)論文，“10個孩子每人兩小時，不是說裝面子的”。

　　孩子有一天跟她說，所謂的學習成績不是最重要的，要跟同學和社會都相處好。她了解卓穎，非常要強，即便中本班幾乎是直升，她覺得在班上有個中上水平就可以了，可卓穎總保持第一、第二。一直在應試教育下長大的孩子，到職高讀了兩年，就對社會有了新的理解，這令她感到意外。黃卓穎有個小她4歲的弟弟，正在讀七年級，已面臨中考壓力，進了職校后的黃卓穎經(jīng)常寬慰弟弟：“沒關(guān)系的，哪怕考不好，讀職高，也挺好的。”孩子的這種成長，卓穎媽媽原本的預期是起碼得到大學時候，因為專心刷題上補習班的中學階段，成長是停滯的。職校提前讓孩子接觸到真實社會的一角。

　　圖片杭州市人民職校校長金衛(wèi)東，從事職業(yè)教育已有33年（于楚眾 攝）

　　2018年浙江省推行的中本班，中策也有一個，放在電氣專業(yè)，本科院校是浙江科技學院，魯曉陽去參觀過，心里認可它是所好學校。中本班的本意是“連貫培養(yǎng)”，可以簡化重復課程，多出來的時間用于培養(yǎng)學生的實踐技能。但在魯曉陽看來，他的這個中本班，多少有點事與愿違。

　　魯曉陽說，中策的這個中本班身上有一個“緊箍咒”，即考核方是本科院校的浙江科技學院，但它只考核理論，不考核實踐。為什么？“因為一張試卷評價一個人是很輕松的，20分鐘，一旦考核實踐，一個學生可能就需要一天。說白了，本科院校的投入程度，沒有中職的高。”

　　原本，中本班恰好是魯曉陽心中的理想生源，但是這批學生很快就陷入了理論考試的窠臼。有幾個報名綠色電子社的中本班同學，來了一學期就舍棄了，原因是“沒時間”，要應付上面的考試。每學期考核一次，這種學習邏輯，“跟重點高中沒什么區(qū)別”。

　　對孩子來說，職高與普高最明顯的區(qū)別，其實是升學壓力。一旦卸除這個壓力，他們這批本來頭腦就不錯的孩子，未來或許可以作為某個社會調(diào)查樣本——比如，以近10年為例，比照1000個孩子，中考成績在500分左右，走職高這條路的和走普高這條路的，看他們后來讀了什么大學，做了什么工作，對生活的滿意度如何。

　　高升學率

　　在杭州，職校的老師都記得，就在幾年前，聽到的要求還是“以就業(yè)為導向”，但現(xiàn)在基本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擴招，高職去年、前年連續(xù)擴招100萬人。2019年之前，中策有9個5年制班，這意味著，約300人畢業(yè)直接升高職，在這個基礎(chǔ)上，還有部分自考升學的，加起來比例是60%左右。到了2019年，這個比例幾乎上升到95%。

　　2019年，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高職擴招100萬人任務的方案。那是4月底，而高職高考的報名年初就結(jié)束了。考試項目除了語文、數(shù)學（各150分），還有專業(yè)技能考試，后者分為“技能操作”和“專業(yè)理論”兩部分，加起來也是300分，后者也分別在前一年年底與當年4月考完了。即便如此，中策副校長潘利荷記得當時還是極力動員學生考大學，她告訴孩子們：“只有語文、數(shù)學兩門課要考，不要有負擔，去考就好了，今年有機會進行學歷提升。”她動員了大概100個學生。到了第二年，這種氣氛才趨于穩(wěn)定。

　　在杭州，職高生的升學需求是早于擴招政策的。對杭州的大部分家長來說，孩子高中畢業(yè)、十八九歲的時候就去工作，太早了點，他們沒有養(yǎng)家的需求。對他們而言，體面的工作、本科學歷，才是“剛需”。“有哪個家長愿意孩子18歲就去工作，不讀大學，人生會有遺憾的。”另一個問題在于，本地家長并不愿意孩子去干那些所謂的底層工作。

　　人民職校的中本班在7月1日做了畢業(yè)匯報演出，很多家長都到現(xiàn)場觀看。圖為排練時班主任做總結(jié)（于楚眾 攝）

　　人民職校的老師高銳記得，2015年左右就經(jīng)常有家長說，我們要考學的，我們要讀書的，為什么不讓孩子參加高考。人民職校是所“小而美”的學校，占地只有20多畝，位于市中心，周圍都是居民區(qū)，無法擴張。受校舍之限，學校只好通過期末考試成績篩選，通過的學生才能報名職高高考。家長們還是千方百計地想讓孩子讀書，學校就得跟他們解釋，“成績沒有過線，那么今后考學也會存在困難”。高職院校擴招后，原來分流一半學生就業(yè)的壓力沒有了，學校“掘地三尺”，修出更多教室給學生上課備考。

　　一年前，高銳曾到貴州省的臺江縣中等職業(yè)學校掛職，這也是一所省級重點職業(yè)學校。但在這里，她發(fā)現(xiàn)，孩子們讀完高中，要去打工了，讀到一半輟學的也有很多，因為家里實在沒有條件支持孩子繼續(xù)讀書，甚至有時候孩子這個學期不來，去賺點錢，下個學期又來讀了。這與經(jīng)濟發(fā)達的浙江的確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職業(yè)教育做得好的地區(qū)，多半也是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地區(qū)，浙江、江蘇和山東都在此列，貴州的孩子職高畢業(yè)后要工作，多數(shù)時候也會流向這些經(jīng)濟發(fā)達的省份。

　　我們采訪的杭州市人民職校、中策職業(yè)學校和開元商貿(mào)職業(yè)學校都表示，在杭州，孩子們現(xiàn)在基本都升學了。在這之前，職校畢業(yè)生能否找到好工作，是判斷一所職校優(yōu)秀與否的重要標準，好的職校通常會與多家企業(yè)建立“企教融合”，常見做法是職校與企業(yè)成立一個非實體但聯(lián)系緊密的集團。開元職校的校長鄭效其說，他們學校所在的集團里有30多家企業(yè)，他們每年只有5%的畢業(yè)生會就業(yè)，“那我就對不起這些企業(yè)，每年只能輸送這么點人”。

　　杭州西湖游船有限公司2001年與中策簽訂合作協(xié)議，每次招聘都拿出20%的配額給該校的畢業(yè)生。到今天，公司員工500多人，其中有140人畢業(yè)于中策，占了近三分之一。“要去西湖游船，先上中策職校。”民間流行的這個說法，本來是中策挺自豪的一件事。顧天翔在西湖游船公司負責人事招聘，他說，他們公司面向社會招聘時，學歷要求是“大專及以上”，但是給中策的名額一直以來都是職高畢業(yè)即可（前提是在該公司實習過）。沒想到這幾年趨勢在變，學生們都走向升學，這20%的配額竟然面臨招不滿的現(xiàn)實。

　　杭州的中等職業(yè)教育雖然發(fā)展得不錯，但在金衛(wèi)東看來，那也只是“一個孩子長大了一點”，還沒有成長到可以抵抗外力的程度。這里的從業(yè)者都認為，職業(yè)教育依然很脆弱�？贪逵∠蠊倘皇抢�擾，最叫人不安的還是政策變化。2020年9月27日，國家教育部下發(fā)的文件當中就有一條指出，要“逐步取消中本一體化”。那么，金洋洋她們上的這個班，還能辦幾屆？誰都沒有底。

　　金衛(wèi)東還得到一個數(shù)據(jù)，2021年的高職高考中，來自學前教育專業(yè)的中職學生比去年多了1000人。這個數(shù)字去年是2000出頭，今年躍至3000人，這說明浙江省的中職學校正在一窩蜂辦學前教育專業(yè)。金衛(wèi)東回憶，2017年11月，北京發(fā)生“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之后教育界都在討論，學前教育質(zhì)量必須提升。一窩蜂跟風開辦新專業(yè)，也是中等職校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杭州市而言，教育局一直對中職的專業(yè)開設有整體統(tǒng)籌，比如學前教育，原則上就只有人民職校開辦。

　　在高職擴招、大學推廣應用型本科的趨勢之下，中等職校如何發(fā)展也有很多不確定性。金衛(wèi)東說：“只有升學體系走通，家長才會認識到，職校是有利于學生成長的。因為人是不一樣的，人真的是不一樣的，干嗎都走一條路，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才是對的�，F(xiàn)在的認知是，好成績在那邊（重高、普高），不行的再走這邊（職高）。真正做職業(yè)教育的意思是，哪一天喜歡學前教育的孩子，能考到北師大，甚至職高這條路能通到清華，那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