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國棟 祝彥
習仲勛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他不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事業(yè)做出了杰出貢獻,而且以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優(yōu)良家庭、家教、家風,給當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給爸爸八十八周歲生日的賀信》中,習近平感情至深地談到,希望從父親那里繼承和吸取做人、做事、對信仰的執(zhí)著追求、赤子情懷、儉樸生活等五個方面的高尚品質(zhì),并把這些可貴的品質(zhì)概括為“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chǎn)黨人的家風”。今天,重溫習仲勛同志的家風,一是能夠彰顯老一輩共產(chǎn)黨人的人格風范,二是能夠在全體黨員干部中樹立榜樣,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一、“為人民服務,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
習仲勛同志是我黨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曾先后多次贊譽他。在1943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親自為習仲勛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晚年時的習仲勛仍然講道:“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邊,成了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的確,始終顧全大局,以黨的事業(yè)和革命事業(yè)為重,是習仲勛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1935年9月陜甘地區(qū)發(fā)生了錯誤的肅反運動,包括劉志丹、習仲勛等一批革命領導同志都被關押起來,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毛澤東的“刀下留人”及時制止了這場錯誤的肅反。獲救后的習仲勛對黨發(fā)生的錯誤沒有任何埋怨,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在不同崗位上認真工作。1962年,習仲勛因小說《劉志丹》遭遇誣陷,蒙冤受屈長達16年。在這16年時間里,習仲勛始終沒有動搖信念,一直準備著為黨和人民繼續(xù)工作。特別是在“文革”中被監(jiān)禁的近8年時間中,習仲勛以驚人的毅力在只有十幾平米的房間中堅持鍛煉身體,每天正步走一萬步,倒步走一萬步,堅持了兩千多個日夜。平反后,他閉口不談個人的遭遇和坎坷,只說:“相信黨,相信人民;為了國家,我愿意奉獻全部的力量。”
◆習仲勛與家人合影。
同時,習仲勛還不忘言傳身教,教導子女、家人。1960年習正寧剛好高中畢業(yè),為了實現(xiàn)小時候就想當軍人的夢想,他萌發(fā)了報考軍事學院的念頭。習仲勛知道這事后,叫來習正寧對他說:“現(xiàn)在中蘇關系很緊張,蘇聯(lián)在科技上卡我們,壓我們。我們要自力更生,發(fā)展我國的科學技術。你們?nèi)绻袟l件的話,最好去報考科技和理工大學,國家需要自己的科技人才。”父親的一番話深深地觸動了正寧的內(nèi)心,這種“為祖國學文化”的信念改變了習正寧的志向,讓他主動放棄了報考軍事學院的打算,而是選擇了中國科技大學主修自動控制專業(yè),逐漸成長為一名國家需要的科技人才。還有一次,夫人齊心在教導子女時說道:“家中的小事不能影響工作。”習仲勛聽后卻嚴厲地說:“大事也不能影響工作!” 2001年10月15日,習仲勛88歲壽宴,忙于公務的習近平難以脫身,就給父親寫了一封拜壽信,習仲勛聽完來信后說:“還是以工作為重,以國家大事為重”,“為人民服務,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
二、“艱苦奮斗的作風永遠不能變!”
習仲勛出生于陜西富平的一個普通農(nóng)民家庭,苦難的家庭環(huán)境對他的一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我是農(nóng)民的兒子”,這是習仲勛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時刻提醒自己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不論是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習仲勛都十分勤儉節(jié)約,吃飯不留心掉下飯渣兒,他會立刻撿起吃掉;洗過澡的水不舍得放掉,就把換下的衣服泡進去洗洗;自己的衣服和被褥是補丁疊著補丁。即使是在晚年休養(yǎng)期間,他仍堅持節(jié)儉過日子,每天都要囑咐工作人員關掉不必要的電燈。對于習仲勛的這種節(jié)儉程度,有時候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大理解,就會說一些諸如“現(xiàn)在條件好了”“時代不同了”等等話語,習仲勛聽后就會大聲地回應:“什么時代不同了?艱苦奮斗的作風永遠不能變!”習仲勛信守“勤儉興邦”,他也是這樣嚴格要求和教育子女的。
◆1958年,習仲勛和兒子在一起。
提起習仲勛的節(jié)約規(guī)矩,他的孩子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回憶起小時候同父親一起進餐時背“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場景。對于穿戴,習仲勛要求他們簡單樸素,并且還立下了一個“接力規(guī)矩”——“我們的孩子們小時候穿衣服都是姐姐們穿過弟弟們穿。”習近平當年就因為同學的笑話而不愿穿姐姐的鞋子,但習仲勛卻對他說:“染染穿一樣。”因此,在國務院機關每年舉辦的帶家屬的活動中,就有人開玩笑說:“看哪個孩子穿得最樸素,肯定就是習副總理家的。”不僅孩子如此,習仲勛的夫人齊心也是樸素到了別人議論的地步,有人就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么那么土!”這樣的議論換成別人難免會心里不舒服,但習仲勛卻不這樣看,他知道后笑著說:“土比洋好!”為了加深子女的艱苦奮斗意識,習仲勛還在院落里開了一處菜園子,親自帶孩子下地干活,加深他們對勞動、對土地的熱愛。有一次,女兒安安踩到剛澆過水的菜地,弄得鞋子沾滿泥巴,習仲勛就建議她:“干脆把鞋子脫下來,干活還利索點兒!”并笑著說,“勞動累人,但會讓我們心里有收獲!”安安后來深有體會地說:“通過勞動,我們的心靈深處根植下了勞動人民的本色。”
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999年10月1日,習仲勛應邀出席國慶50周年大典。在光彩絢目的焰火照耀下,陪同領導對習老說:“江山是你們老一輩革命家打下來的!”習仲勛感慨地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習仲勛的一生,可以說把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看得最為重要,他曾講道:“我這一輩子人民不答應的事,我都不干,別人傷害老百姓我也不答應。”毛主席更是稱贊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在擔任陜甘邊區(qū)蘇維埃主席時,有一次,一位大娘為家事告狀到政府,一見到習仲勛就立馬跪下哭訴道:“我娃不孝……”習仲勛連忙攙扶起來并安慰道:“我就是你兒子,有啥給我講。”習仲勛不僅從群眾中來,還堅持到群眾中去。1978年,廣東的“逃港潮”一時泛濫,習仲勛剛一上任就跑遍了廣東的23個市、縣,還經(jīng)常與秘書一起上街買菜,碰見誰,不管認識不認識,就家長里短地聊了起來,多方面了解當時廣東的貧困。就這樣,習仲勛從群眾那里調(diào)查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找到了問題發(fā)生的根源。
◆1960年,習仲勛、齊心與子女、親友在北海公園合影。
對于家人和子女,習仲勛要求他們離人民能近些就近些,與人民不離不棄、同甘共苦。早在革命年代,習仲勛就鼓勵自己的妻子到基層工作,深入聯(lián)系群眾。在他寫給齊心的“革命兩地書”中就說道:“農(nóng)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對于子女亦如此,習仲勛鼓勵和敦促他們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習近平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號召,于1969年來到黃土高原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插隊落戶,一干就是七年,直到1975年10月才離開。這期間,習近平不僅與村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成為了梁家河村的帶頭人、致富人,真真切切地為人民辦實事。習近平吃苦耐勞的品質(zhì),梁家河人記得十分真切。比如為了解決全村的吃水問題,習近平帶領村民打井,即使是冬天也堅持打,習近平帶頭下到井里,水冰涼刺骨,兩腿凍得毫無知覺,就這樣習近平的腿落下了毛病,一到冬天就容易腿疼。七年的農(nóng)村生活經(jīng)歷對習近平來說影響是深遠的,后來他深情地說:“七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yǎng)了我的自信心。”不僅如此,受習仲勛的影響,2002年習近平公開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我是黃土地的兒子》的回憶文章,其中就寫道:“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里培養(yǎng)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
四、“別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
清正廉潔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鮮明的政治本色。在這方面,習仲勛為全黨作出了表率。他一生堅持實事求是,嚴于律己,為政清廉,不謀私利。1978年,澳門知名愛國人士、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熱心主動地送給廣東省委三臺空調(diào),其中一臺指名要送給習仲勛。習仲勛知道后堅決不同意接受,于是工作人員就按照習仲勛的指示,把空調(diào)裝到了省委會議室供大家享受。不僅如此,習仲勛還堅決做到不允許家人、親屬利用他的地位享用特權,力求干干凈凈、清清白白。
新中國成立后,為工作需要,黨和國家為習仲勛等一批高級領導干部都配備了專車,為此習仲勛專門立下一條規(guī)矩:國家給我配的車,是為工作需要,家屬和子女不能隨便用車,特殊情況要用,要經(jīng)過我批準。當時,齊心上下班比較遠,有時碰到刮風下雨或下雪天,工作人員就提議用車接送一下,但習仲勛每次都不同意,還說“不能搞特殊化”。就這樣,齊心一直堅持坐公交車上下班。當然,也有工作人員實在不忍心而破壞規(guī)矩的時候。有一次天氣非常不好,又剛好是放學時間,工作人員就用車接了一次孩子,習仲勛知道后,狠狠地批評了衛(wèi)士長:“我的家屬和子女不能隨便用我的車,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今后再不能這樣了。”齊橋橋小升初時,第一志愿報考了北京一〇一中學,但是成績公布后相差了0.5分,以習仲勛的地位、資歷,0.5分的差距打個招呼就能上,但習仲勛并沒有這么做,而是借此考驗了一番橋橋。他試探性地問了一句:“要不要我去打個招呼?”讓習仲勛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橋橋明確地說:“考上哪兒就去哪兒。”就這樣,橋橋就近到了她報考的第二志愿河北北京中學讀書。橋橋在河北北京中學上學期間,正值習仲勛在國務院擔任副總理,報紙上會經(jīng)常出現(xiàn)習仲勛的名字,而恰恰習姓又非常少見,這就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習橋橋與習仲勛的父女關系。為了避免學校因此照顧橋橋,習仲勛決定讓她改隨母姓“齊”,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為“職員”,從此,橋橋就一直隨母親姓。長大后,橋橋跟隨父親來到廣東后,在朋友的幫助下辦理了出國留學的各種手續(xù),本以為會得到父親的支持,但當她告訴父親時,習仲勛卻說:“現(xiàn)在對出國留學,社會上有些議論,我剛復出,你就出去,你認為合適嗎?……別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聽到這話,橋橋欣然接受了父親的意見,沒有出國,而是一直在國內(nèi)努力工作。習乾平從外交學院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國際商報》工作,1983年王光英籌建成立光大公司,因業(yè)務需要,想把學習法語專業(yè)的習乾平調(diào)到公司工作,習仲勛知道這事后,當面謝絕了王光英的好意,并講道:“……別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習乾平對于不能調(diào)換工作一事感到非常委屈,不理解父親的做法,習仲勛就對她講:“你是習仲勛的女兒,就要‘夾著尾巴做人’。”不僅對女兒要求嚴格,習仲勛對兒子的嚴格則幾近苛刻。習正寧從小學到大學一直都在北京,大學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了陜西省戶縣的一個山區(qū)從事科研工作。1978年改革開放后,總后勤學院從日本進口了一批計算機,但缺乏專業(yè)技術人員。正寧是1965年畢業(yè)于中國科技大學自動控制系,各方面條件都符合剛好被選中,辦好了調(diào)動手續(xù)準備赴京上班。但習仲勛知道后堅決不同意兒子調(diào)到北京,因為這時習仲勛剛剛復出,會被誤認為是以權謀私。因此在正寧不知情的情況下,習仲勛就找到總后勤學院的領導讓其撤銷了調(diào)令。
五、“學會包容,懂得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團結為本、寬厚待人,是習仲勛一貫的作風。1956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的一天下午,毛澤東約請鄧寶珊到中南海豐澤園吃飯暢談,其中就談到了對習仲勛的評價。毛澤東說:“鄧先生,你是可以‘通天’的,有什么事可以隨時和中央接頭。”鄧寶珊十分坦誠地說:“我在榆林十多年,過往延安多次,途經(jīng)綏德和仲勛早有過接觸,仲勛也去過榆林。這個同志氣度大,能團結人,可以挑重擔。”毛主席聽后非常贊同地說:“你的看法很準,這個同志最大的特點,是能團結各方面人士,胸懷博大,能負重任。”正因此特點,習仲勛在他的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長期與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打交道”,并做出了杰出貢獻。在這一過程中,習仲勛以其穩(wěn)重踏實、寬宏大量的人格魅力與許多黨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關系。如習仲勛與被毛澤東稱為“文伯兄”的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任職前后加起來共事五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調(diào)回中央后,每周都要聚會一次,可見其關系密切。晚年習仲勛曾動情地對鄧寶珊的兒子講:“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真正能為我說話的就數(shù)你們的父親和張治中了。”又如習仲勛與藏族領袖黃正清深交長達四十多年,黃正清曾撰文稱二人是“摯友”、“知己”、“親兄弟”。再如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習仲勛與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建立了歷久彌堅的深厚友誼,1978年習仲勛到廣東工作后,十世班禪也選擇來廣東休養(yǎng),兩人一見面,班禪就說:“我是奔著您來的!”
◆1960年,習仲勛、齊心與親友在北海公園合影。
在教育子女方面,習仲勛要求他們“對人要寬宏大量”。習安安小時候不懂事,有一次養(yǎng)病在家吃飯的時候,因為魚沒有做熟,索性放下筷子不吃了,并口氣不好地對廚師說:“老王叔叔,您的這個魚怎么沒做熟?”習仲勛聽到立馬停下來批評說:“你怎么可以用這樣的態(tài)度跟你王叔叔說話?”并教育道,“安安,你要學會包容,要懂得尊重你身邊的每一個人……”安安聽了當即就向王叔叔道了歉。毛澤東曾說過:“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對于曾傷害過自己的人,習仲勛也總是以寬容相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位同志經(jīng)不住政治壓力,寫過關于揭發(fā)習仲勛的材料,在習仲勛平反復出后,他因心中有愧一直不敢面對習仲勛,而習仲勛得知他在住房上有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后,就指示有關部門給他解決,并在后來他生病住院期間,專程去看望他。這位同志感動得淚流滿面,無以言表。還有一次習仲勛在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碰到一位熟人,這位熟人曾違心講過習仲勛一些不利的話,因此看到習仲勛就故意想躲避,但習仲勛見后就主動上前握手問候。對此,女兒聽后十分不解“干嘛還理她?”習仲勛就說:“她一個婦道人家,有家有孩子,當初那樣做,是為了保護自己,可以理解。”這是何等的寬厚仁慈!習仲勛對子女的這種言傳身教,是他們成長道路上的寶貴精神財富。正如習仲勛臨終遺言:“我沒給你們留下什么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