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善：我遙遠的父親杜月笙

                               

                                   遙遠的父親

 

    其實小時候跟我父親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少。我母親是四房太太。她跟父親結(jié)婚后，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 號，父親和前三位夫人——我們稱呼“前樓太太”、“二樓太太”和“三樓太太”住在華格臬路的老公館里。 

    父親在我們面前一直很嚴肅，給我的感覺是很有距離，在父親的觀念中，在杜家始終以正房的長子為大，所以家里對外應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互相之間的明爭暗斗是少不了的。每位太太身邊都有一些參謀給她們出謀劃策，怎么爭寵，怎么奪權(quán)。母親也有很多參謀，有一次父親過生日，幾個太太事先商量，決定在那天都穿一樣顏色和式樣的旗袍，這樣大家平等。母親回來就問參謀這事情怎么辦——如果答應她們的條件，那她終歸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顯不出地位；如果不答應，其他人肯定要數(shù)落她。那兩個參謀說：你先答應下來，她們說什么樣的你就去做，母親也就依計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預備了一套。生日宴一開始，她與其他幾個太太穿一樣的衣服出來，可是沒幾分鐘，馬上去換了一件。這樣一來，眾人之中她突出了。

                                           

                                    

       杜維善近影，背后是上海博物館特別顧問聘請書

 

 

 

   

   

    我父親是個弱不禁風的人，父親長年是一襲長衫，即便在家里，領扣也系得緊緊的。

父親因為小時候家境貧寒，沒怎么受過教育，所以對我們的教育看得特別重要，一定要讓我們在可能范圍內(nèi)受到最好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嚴，尤其是對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兩個耳光。在家中，父親的嚴厲具體是通過母親執(zhí)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語沒考好，母親打了她十鞭子。

    父親對文人一直有一種向往，也對他們很敬重。他結(jié)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為他的私人律師或座上客。

    父親發(fā)達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讓別人出面去做，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災害發(fā)生，父親一定出面組織賑濟。每逢春節(jié)過年，那時候來老公館拜年是排著隊來的，包括很多窮人、乞丐，只要到大門口來給杜先生拜年，終歸是能分紅的。

外界不論對父親有何評價，有一點是公認的：在民族大義上，他從來沒有動搖過。父親反日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

                                           

                                  

 杜月笙與孟小冬結(jié)婚時全家合影。左一孟小冬，中間杜月笙，右一姚玉蘭；后排左一杜美娟、左二杜美如、左三杜美霞、左四杜維善

 

 

 

　  

    1949 年5 月1 日，父親帶著我們一家離開上海，算起來，老老小小有100 多人。那些人跟隨他多年，也可以說是從小打天下的人。

    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問題，也一直是父親的心病。父親的財產(chǎn)主要是留在上海的不動產(chǎn)，現(xiàn)金很少，所以到了香港后，家里全部的現(xiàn)金只有10 萬美元， 是他早期存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那里的。 　　

    父親去世前不久，有一天，他讓姐姐把保險箱里的一個信封拿給他。信封里有很多單子，原來都是別人借錢寫下的欠條。父親把那些借據(jù)都撕了。他說：我不希望我死后你們到處要債。他清楚很多借他錢的人從大陸跑到了香港，也沒有多少錢了，那些借條是還不來的，不能以杜家的身份逼人家還錢，我到現(xiàn)在還有萬墨林的借條。其中有一個人的借條上面是五百個金條的借據(jù)，這還不是最高的。

    父親那時候情緒很不好，也彷徨不定，身體也越來越不好。他本來就有哮喘病，后來更加嚴重，醫(yī)生越請越多，用藥越來越雜，身體卻不見起色。也許是父親當年在上海灘的影響，國共兩黨在1949 年以后也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做他的工作。大陸解放后，章士釗幾次來到香港，都住在我們家。父親對政治上的事情看得很明白，但他兩邊都不得罪。

 　  父親在去世前曾囑咐：將尸骨運回上海，葬在故鄉(xiāng)浦東高橋。母親在他走后，把他的靈柩運到了臺灣。原以為很快就能安葬于大陸，所以一直沒有下葬，但后來看到回故鄉(xiāng)越來越難，最后葬在了臺北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