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懷疑、無知，所以讀書 | 鐘叔河

 最近，許知遠在節(jié)目里采訪了出版人、學者鐘叔河。這位91歲的老者操著一口湖南普通話，在鏡頭前神采奕奕。他字句清晰，依然能透徹地談論問題，準確地回憶過往。在這場談話的結尾，他還熱情地為現(xiàn)場的青年工作人員答疑解惑。

在視頻彈幕中，不少人表示“看到流淚”，有網(wǎng)友評價：“他身上有股自由的氣息，會深深吸引你”。而更多人是則通過這期節(jié)目，第一次了解到了鐘叔河這位生于民國、一生經歷跌宕、曾在80年代出版過“現(xiàn)象級”叢書的先生老者。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想為大家介紹一下鐘叔河這位重要的知識分子和出版人，講講他在八十年代出版《走向世界叢書》的前后努力，他和周作人、錢鍾書的“忘年之交”，以及他中年時期“蒙受患難”、被迫通過繁重體力勞動艱難維生的心酸往事。

他所編輯的《走向世界叢書》為何如此重要，能影響至今？他和周作人如何成為“筆友”？錢鍾書何以表示“遠不如他眼光普照”？

讀完這篇文章，也許你會對鐘叔河和人生與事業(yè)有更多的理解與感觸。

一、長沙有位鐘叔河

長沙有一位鐘叔河，是出版界、讀書界盡人皆知的。

他住在長沙營盤東路一棟并不出奇的高層住宅樓里。這里的20層，就是鐘叔河的“念樓”，他以樓名而居，不少個人文集都以“念樓”為名。在他的文集《念樓學短》里，他說是“別無深意”，“念樓者，即廿樓，亦即二十樓也”，好說，也好找。

在念樓，寬大的客廳里擺著一張臺球案子，想來是老人平時編書、寫書累了，便打上幾桿，舒活筋骨。地板是锃亮的黑色大理石，墻上掛著沈從文、黃永玉的字。

鐘叔河隆鼻、大耳、短平頭，他有著長長的手臂和手指，指甲總是修剪得整齊、光滑。說起話來，他帶著濃重的湘音：“氣色好對高血壓病人不一定是好事……沒有其他的病，那些年拉板車，當搬運工，身體不好就不行了”，這些沉重的往事，他總以閑閑的口氣說出來。

鐘叔河出生在湖南的小城平江，抗戰(zhàn)爆發(fā)時，他在湘北的大山中讀小學和中學，因此經歷了極為艱苦的求學時代。

一九四九年，十八歲的鐘叔河對自己的前途充滿憧憬。他少年時本想考北京大學學考古或地理，從沒有想過弄文字，更沒有想過會跟新聞出版打交道。結果，多重疊合的“偶然”，整個改變了他的生活道路。

十七歲的鐘叔河

此時正值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鐘叔河此前有過向報紙投稿的經歷，加上喜歡的女同學要報考“新聞干部訓練班”（“新干班”）當記者，邀他一起去，他就毅然放棄了高考，參加了“新干班”的考試，并和后來的妻子朱純一起進入了《新湖南報》工作�？梢哉f，他是新中國最早的一批媒體人。在新聞工作中，他不僅記所聞，而且結合讀書思考現(xiàn)實與歷史，力圖做一位“思想型”的記者。

鐘叔河的女兒鮮鮮回憶到：“爸爸愛讀書這是有了名的，還沒滿十八歲就考上了當時的《新湖南報》社，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他還是一個中學生，就能靠稿費來改善自己的生活。進了報社，就被當時的社長李銳看好，他寫的稿子不必修改一個字，沒多久就把他放在記者部，負責看記者發(fā)回的稿子。”

一九五七年的“運動”中，鐘叔河失去了工作，他的文字生涯也暫時中斷了。此后，他被迫以體力勞動來養(yǎng)活自己和家庭。他做過倉庫的搬運工，拖板車送貨，每天運貨的路線幾乎縱貫整個長沙城。拖板車是重體力活，開始時他不習慣，一天下來小腿疼得要命，但不到一個星期就漸漸適應了，到底當時年紀輕，往往睡一覺就恢復了所有的疲勞。長沙的氣候四季分明，冬天寒冷，而夏日的氣溫經常高達四十攝氏度，汗水滴到水泥路上很快就被蒸發(fā)了。工廠中午管一餐午飯，只是一些小菜和一個咸蛋，而且規(guī)定一過中午十二點，就取消咸蛋。為了那個咸蛋，他必須趕著點來回拖兩趟板車。

鐘叔河于“念樓”書房

六十年代后期，鐘叔河終于不用再拖板車，而是和妻子朱純一起進了一個街道工廠做工。當時他們的工資每個月才十八到二十元，養(yǎng)不活一家人，只得自己另找事情做。只要能賺到錢，什么事情都做�？滔灱垼�給學�？讨v義，畫教學掛圖，農學院、醫(yī)學院的關于植物、人體器官的掛圖他們都畫過。

后來他們發(fā)現(xiàn)做教學模型更賺錢，又學做教學模型，以后發(fā)展到做翻砂用的木模，還學會了自己繪圖，自己設計。

這對患難夫妻坦然面對一切變故，做一行，鉆一行，幾年之內，居然成了“同行”認可的內行。當時有規(guī)定，街道工廠的技工最多不能超過六級，而朱純成了五級木模工，鐘叔河成了六級繪圖工，他們憑能力和人合伙開了一家模型工廠。

鐘叔河至今還保留著當年自己做的兩個非常精致的木工刨子，是根據(jù)一本《德國細木工作業(yè)》書上的圖照著做的。知識不但給人精神食糧，同樣給予人求生存的本領。

七十年代末，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鐘叔河本可以重新“歸隊”，回到報社，重操舊業(yè)。此時他的年齡已逼近五十，卻決計“逃”出新聞，憑借“作文考試”的高分加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的鐘叔河（左一）

也正是這個偶然，使得鐘叔河為八十年代的讀者們編出了《走向世界叢書》，編出了建國之后的第一部完整的周作人作品集，以及后來的《曾國藩家書》。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出版周作人和曾國藩的書，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鐘叔河卻做得非常漂亮，讓剛剛走出“文革”的中國人大開眼界。

二、鐘叔河與周作人

學生時代，鐘叔河就很喜歡周作人的文章。一九六三年，鐘叔河還在拖板車，每晚回到家，他就著油燈緊閉門戶，讀遍了舊書店能夠買到的所有周作人的書。他從友人處得知周作人還健在，就到家里附近的小店中買來幾張一面粗一面光的極薄而劣的紅色橫格“材料紙”，并借來一小瓶墨汁和一支粗劣的毛筆，給周作人寫信，談讀書的心得，請教問題和索書。

鐘叔河在信中寫道：

“從三十年代初讀書時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愛讀的中國的文章。二十余年來，我在這小城中，不斷搜求先生的各種著作，凡是能尋到的，無不用心的讀，而且都愛不能釋。

說老實話，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是對我具有無上的吸引力，但這還不是使我最愛讀它們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一直認為，先生的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于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tài)度，乃是上下數(shù)千年來中國讀書人最難得有的態(tài)度，那就是誠實的態(tài)度：對自己，對生活，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誠實地，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

不論是早期慷慨的《死法》《碰傷》諸文，還是后來深刻的《家訓》《試帖》各論，甚至就是眾說紛紜或譽為“平淡沖和”或譽為“自甘涼血”的《茶食》《野菜》等小品，在我看來全都一樣，都是藹然仁者之言。

先生對于我們這五千年古國，幾十兆人民，無望無告的婦人小子，愛心是深沉的，憂憤是強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藥方也是開得對的。二十余年來中國充滿了各種事變，先生的經歷自是坎坷。然公道自在人心，即使不讀乙酉諸文，我也從來不愿對先生有何怨責，不幸的是先生累數(shù)十萬言為之肯切陳辭的那些事物罷了。”

1965年，81歲的周作人

信中，鐘叔河還請周作人為他寫一副字：“先生最喜歡的藹理斯那一段話，用在這里也許合適，就請先生把它當作遞在別人手中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令鐘叔河沒想到的是，很快，周作人就給他寄來了回信。不僅是回信，周作人還應他的需求，寄來了書、簡報和字幅。這些大概是那些苦難日子里最好的精神食糧。

而那副所寫的，正是周作人的文章《雨天的書·藹理斯的話》中的段落：

“我們手里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有人從后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里去。”

正是這份治知遇之感，促使鐘叔河拼盡晚年的精力，收集整理了周作人的全部著作，編成了《周作人散文類編》這部相當于“全集”的皇皇巨著。

回憶這部書的編輯過程，鐘叔河曾談到：

”就是本著一定要做出來的心態(tài)，因為里面沒有反動的內容，也沒有宣揚色情暴力。有人說周作人是漢奸，但我認為，周作人絕對不是為了什么名利和日本人合作，當然我承認他的有些做法是有問題的……但他的很多論點，關于婦女的，關于兒童的，現(xiàn)在看來也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吨茏魅松⑽念惥帯烦鰜砗�，你就會發(fā)現(xiàn)，文學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周作人首先是思想家、啟蒙家。”

三、《走向世界叢書》

在70年代初，鐘叔河就一直構想，希望日后能編輯一套《走向世界叢書》。這個愿望終于隨著他到出版社工作而實現(xiàn)了。采訪中他曾說到：

“八十年代的中國，就像一個封閉了三十年的房子，突然被打開了一扇窗戶，有一些新鮮空氣進來，大家還是有點興奮的。”

鐘叔河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時機，他要去編一些好書。那時，他正好五十歲，但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大許多，時時談論的多是有關《走向世界叢書》的話題。他對晚清一些杰出的士大夫如數(shù)家珍，仿佛他是一個從歷史中走出來的人物。

編輯崗位上的鐘叔河

在編輯《走向世界叢書》時，鐘叔河花大氣力先后瀏覽了三百多種近代（晚清）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記錄，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后，選取了其中一百種有代表性的作為出版對象，有的記錄非常珍貴，甚至是第一次出版。他還費盡心思，在《走向世界叢書》的每種書前，都撰寫了一篇敘論，對作者當時寫這些考察游記的歷史背景及自己整理鉆研時的思考都作了詳盡的論述，讓讀者提綱挈領，輕松地找出作者文章之精髓，體現(xiàn)了編者的良苦用心。

他的每一篇敘論都是一篇觀點明晰、論據(jù)充分、嘔心瀝血的論文，其中寫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的敘論，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今天讀來，仍然相當精彩。

入職出版社兩年后，《走向世界叢書》得以面世，（先以單行本刊行，后來輯成十卷合訂本）。北京、上海各大報、書評刊物都稱贊這是一套好叢書，許多不輕易提筆的前輩與專家給鐘叔河寫信，盛贊他的史學眼光與功底。英國海涅曼公司還致函鐘叔河，有意以英文出版他的書。

這一眾反響，讓這套書成為八十年代出版界的奇觀。

《走向世界叢書》書影

其實，就這套書的內容而言，大多是一個多世紀前的舊事，當歸于歷史，但經過鐘叔河重新發(fā)現(xiàn)，精心輯注出版，對于處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國人來說無疑又是十分現(xiàn)實的話題。

單本看，這些文字只是國人最初開眼看世界的舊聞片斷，但輯成大系，整體觀照，則反映出一股潮流，是先輩們心的吶喊。

尤其可貴的是鐘叔河一系列既有報人激情與文采，又具史家練達與犀利的敘論。做記者時的那份機敏加上出版人那份追求厚重的秉性，使他在書寫敘論的時候很快就找到了諸如歷史與現(xiàn)實、即時與永恒、文的宕蕩與史的深沉的交匯點，也使得這套書既是情緒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可讀的，又是耐讀的。

許多年后，鐘叔河與青年編輯聊天，提及《走向世界叢書》，說“這完全是一項學術編輯工作”——首先是學術研究，其次才是編輯加工。也就是說，在編書之前，應該廣泛而認真地讀書，扎扎實實做些研究，這樣才能贏得更明晰的視野與更深刻的見解。

對鐘叔河來說，這種厚積薄發(fā)恰恰是在長達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中練就的。他在回憶這一段生活時寫道：“五七年后，力傭為生，引車夜歸，閉門寂坐，反得專心讀書……”（《兒童雜事詩圖箋釋·箋釋者言》）

“我揀了一個‘便宜’，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這二十多年中，我無須遵功令作文、思想，而盡可以在勞動的余暇‘自由’地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有時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錢鍾書特別看重這套叢書，是他建議將《走向世界叢書》前面鐘叔河的導讀結集出版，并且主動寫序：

“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語寫一本有關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史，曾涉獵叔河同志所講的那一類書，當時它們已是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小，只限于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顧到歐、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

錢鍾書與楊絳

楊絳后來跟鐘叔河提及：“鍾書生平主動愿為作序者，唯鐘叔河一人耳。”也正因此，鐘老與錢鍾書楊絳伉儷結下了忘年友情，雙方在之后的日子里仍不時通信，顧念對方的生活。

四、愛書如命的出版人

一九八四年，鐘叔河調任成立不久的岳麓書社總編輯。這是一家編輯僅十余人、年出書不過百種的小社。在出版界這支宏大的交響樂隊中，是個并不起眼的小角色。

正因為如此，鐘叔河提出要有自己的編輯思維，努力顯示自己的“點子”和“音色”。說起來，他的編輯思路并不復雜，表述也質樸：一是用新的方法來整理古籍，二是用新的觀點來選印舊書。

當時《走向世界叢書》還在繼續(xù)出，學術界與出版界不斷傳來喝彩聲。但鐘叔河卻開始思考拓寬出版空間，分出精力來策劃選印舊書的工作。

而就是在這些舊書出版工作中，他依然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八十年代初，最暢銷的書，是《紅樓夢》《三國演義》這一類，但是就連這樣公開出版過的書，很多出版社還是不敢印。

起初公開出版《紅樓夢》的是人民出版社，因為屬于上級單位，地方出版社擔心侵犯版權，便不敢涉足。為了讓岳麓書社也能出版《紅樓夢》，鐘叔河想到了一個法子。首先他找到前蘇聯(lián)的一個《紅樓夢》本子作為底本，然后在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找出一些錯誤的地方放在那里。

鐘叔河部分著作書影

如他所說：“《紅樓夢》的原著沒有標點符號和段落，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很容易找到錯誤”。如果人民出版社來質問，他打算拿出來給他們看。

最終，岳麓書社得以順利出版《紅樓夢》，并在此后陸續(xù)出版了《三國演義》《西游記》《三言二拍》等等一系列古典著作。

鐘叔河還給這些作品加了一個“古典名著文庫”的標語，在媒體上刊登了一條廣告語：“以最少的錢，買最好的書。”據(jù)他回憶：“當時印刷了幾次，《紅樓夢》《三國演義》印了幾十萬冊甚至上百萬冊，非常暢銷。”

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簡稱《查》），也曾攪起出版界風云翻滾。這本書的底本也是由鐘叔河所提供的。

他得到這本書的經歷也十分有趣。

鐘叔河讀中學時看過郁達夫譯介的《查》書片段，非常著迷，一直想找全譯本飽覽并收藏。一九六〇年，鐘叔河拉板車運貨，路過古舊書店時進門小憩，見一男子手捧一書閱讀良久。他納悶那是何書，走過去細看書名，正是饒述一翻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他一陣心跳，緊盯著那本書不放，只等那男子看完后歸架。等候多時，不見那人有歸架之意，卻突然驚見那人攜書走向收款臺。鐘叔河情急智生，一把將書從那人手中奪過。那人見鐘叔河身強力壯，且來勢兇猛，未敢立時發(fā)作。

鐘叔河對營業(yè)員謊稱此書是兒子從家中偷出變賣，自己想以原價將書買回。營業(yè)員本以為鐘叔河要無償拿回此書，沒想到原來他是希望按價索回，又聽“兒子偷書”的說法合情合理，也不想多生事端，樂得成全，即幫鐘叔河說服那男子，《查》書立刻歸鐘叔河所有。其實鐘叔河根本沒有兒子，當時大女兒也才進小學。多虧了他的急中生智。

在湖南的出版界，鐘叔河一直工作到一九九五年退休。雖然他的出版生涯只有短短的十幾年，但他的工作卻影響了后來數(shù)十年的人們。

曾經有人評價八十年代的湖南出版界：湖南出了三種“人”，即《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國人》和“周作人”。而這三種人中，兩種與鐘叔河有關。

今天的鐘叔河，對自己的人生已相當超然。他認為自己的命運，只是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普通縮影。在他看來，人的資質無非是才、學、識三樣。

“才”是天生的，不能夠通過后天的努力而得到，而“學”是可以努力的，但光有“才”“學”，沒有“識”也很難成功，而“識”，是三樣中最難得的。

他認為自己并沒有多少才，充其量只可以說是中人之資，而學也是有欠缺的，不懂外語，不了解中國以外橫向文化的發(fā)展動向，之所以能夠做出一些事情，主要是通過學習、思考和生活歷練增長了一些見識，所謂見識，也就是思想。

當總結自己為何要讀書時，他這樣說：

因為懷疑，所以讀書，力求死后做個明白鬼；

因為無知，所以讀書，生活經歷告訴他，自以為知，其實所知甚少；

偶思小憩，所以讀書，讀書是用心甚至傷心的事，帶來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往往是傷感，甚至痛感，也可以說是以痛苦為代價來深刻地體驗人生，以幻滅為代價冒險探求人性最深處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