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知識分子的貼心人

聶榮臻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1950年代中期至1966年，他是主持全國科學技術工作的副總理，是國防工業(yè)和“兩彈”的指揮者，做了大量的知識分子工作。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他又為黨的知識分子工作撥亂反正大聲疾呼。他是我黨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制定者、杰出的執(zhí)行者之一。毛澤東曾稱他為“厚道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國防科技隊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聶榮臻受命主管國防科技工作后，把組織國防科技隊伍當作一項戰(zhàn)略工作來抓。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從全國抽調了一批優(yōu)秀科學家充實到國防科技戰(zhàn)線，作為骨干力量；通過各種渠道爭取在國外的科學家回國；從早期留蘇和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大學畢業(yè)生中，選調了上千名優(yōu)秀人才，作為承上啟下的中級科技人員。短短幾年，就組建起一支老中青結合、門類較齊全、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國防科技隊伍，初步滿足了當時國防科技工作的需要。為培養(yǎng)科技隊伍后備人才，他一方面組織派研究生和留學生出國深造，一方面積極組建國防科技工業(yè)高等院校。對科研急需的專業(yè)人才和屬于空白的新興學科，在現(xiàn)在高等院校開設新的專業(yè)。通過這一系列有力措施，使院校源源不斷地為國防科技事業(yè)培養(yǎng)了大批研究設計人才。

三年困難時期，主持“兩彈一星”研究的聶榮臻看到科研人員經常加班加點工作，身體消耗很大，可伙食卻跟不上。為了讓科研人員增加營養(yǎng)，聶榮臻毅然決定以自己的名義向各大軍區(qū)“募捐”，讓他們盡快價撥給國防科研戰(zhàn)線一些副食品。就在他向各單位發(fā)出呼吁不幾天，時任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的鄭維山到醫(yī)院看望他。聶榮臻又專門講了“募捐”的事，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知道你們的家底，你們有生產，有東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來。你可不能小氣呀！”鄭維山副司令員心里十分清楚：面對重重困難，聶帥之所以義無反顧，力主發(fā)展以導彈、原子彈為標志的尖端武器，正是“為了擺脫我國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局面，以便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起碼有還擊手段”。于是，他當即表示：“東西我一定搞一些，還可以打一些黃羊。”見他回答得這么干脆，聶榮臻滿意地笑了。

在這次“募捐”活動中，一位身經百戰(zhàn)的老戰(zhàn)士曾以“竭誠盡智圖強國，‘為虎添翼’鑄長城”的詩句，盛贊聶榮臻堅持自力更生、不畏困難，為實現(xiàn)國防現(xiàn)代化而努力奮斗的雄心壯志和遠見卓識，熱情謳歌他對科技知識分子的關懷和厚愛。每當回憶起這件事，官兵們就受到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

聶榮臻十分關心這支科技隊伍的成長。60年代初，為糾正黨內“左”的傾向給科技戰(zhàn)線帶來的嚴重影響和危害，聶榮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親臨許多科研單位，傾聽科技人員的意見。他對知識分子工作中寧左勿右的錯誤做法痛心疾首，從千頭萬緒中著重提出了正確看待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紅”與“專”、保證科研人員每周有“六分之五”研究工作時間等幾個根本性的問題。之后，又主持起草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工作十四條”），保證了科研工作健康進行。這一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被鄧小平同志譽為中國第一部“科技工作的憲法”。1961年7月，中央批轉了這個文件，要求各部門積極貫徹執(zhí)行。

聶榮臻一貫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并身體力行。在他主管全國和軍隊科技工作后，更是視知識分子為國家的寶貝。在整風和反右斗爭中，一些科技專家受到了不公正對待。他積極向中央反映，同時勉勵科學家們以事業(yè)為重，繼續(xù)為國防現(xiàn)代化作貢獻。1962年2月，聶榮臻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他和周恩來總理、陳毅同志一起，正確地估計了我國知識分子隊伍的基本狀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宣布他們是人民的知識分子，革命的知識分子。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教育和科研單位出現(xiàn)了一些不正常的現(xiàn)象，在科技干部晉升職級時，有的片面強調有何著作，發(fā)表過什么論文……在此風影響下，有的醫(yī)生不愿看門診、管病房；有的教師不愿上課教書，下堂輔導；有的科技人員不愿動腦子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卻熱心埋頭著書寫論文。

聶榮臻看在眼里，急在心頭，他要為知識分子的政策落實進行呼吁，他在不同場合指出：“目前，社會上出現(xiàn)的這種不良現(xiàn)象，說明有些單位在掌握晉升職級條件中有偏差，一個知識分子晉升的條件還是應強調德才兼?zhèn)涞脑瓌t，首先看他對本職工作完成的情況。服從分配，安心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這也是一條重要的考核標準。講‘才’，也首先要看他本職業(yè)務水平。一個工人在實際鍛煉中，達到工程師的技術水平，就是沒寫論文，也應提為工程師。一個科技人員不解決本職范圍內的問題，一味搞自己論文，就應進行批評教育。”

1982年是聶榮臻關心知識分子問題，呼吁最強烈的一年。這一年，他兩次向中央提出關于處理老專家、學者退休問題的意見；四次與光明日報社、紅旗雜志社的同志探討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并產生了四篇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報道和文章。這一集中的宣傳，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

就是在病危時，聶榮臻仍念念不忘祖國的科技事業(yè)。他在《臨別遺言》中深情地說：“我很想多看一看幾十年為之奮斗的社會主義事業(yè)興旺發(fā)達的喜人形勢。”“也很想多聽一聽祖國科技事業(yè)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然而，“現(xiàn)在行將歸去，臨別依依，好像有許多話還言猶未盡”。他還提出了幾點希望：“我希望全國科技工作者牢記科技興國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嶺，為國爭光，為人類進步多作貢獻！”